“新华视点”栏目组织的问卷调查和记者的调研均发现，在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这样的“工漂族”并不是个别现象。 

　　专家分析，就业“高流动性”与“短工化”是“工漂族”的典型特征，这也成为近年来用工荒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工漂”现象，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需加强服务引导、一线劳动者收入增幅有待提高、城市“新二元结构”亟待打破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看似“潇洒”其实无奈 

　　“这根本不是打工，更像是旅游”。魏胜一的家人这样评价他。高中毕业后出门打工这三年来，他足迹遍及广州、深圳、宁波、萧山、上海、合肥、泉州等全国各地，从事的十个工作中，横跨制造业、零售业、餐饮业等多个行业。最长的一段工作时间不到5个月，最短的只有一星期。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高，除了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比父辈高外，也与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有关。正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短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导致其更换工作的频率加快。 

　　更多就业选择，并不意味着更多收入。魏胜一说，他没赚到什么钱，这两年反而要父母贴补了他两万多元的路费和生活费用。 

　　看似“潇洒”，其实无奈。一方面，“年轻气盛”的他们不甘心安于现状，对收入的不满让他们不断寻找新的机会。另一方面，限于自身条件和就业岗位的低层次，其提高收入的愿望面临困境。“新华视点”栏目和工众网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主的调查对象中，有近四分之三的农民工去年净收入不超过两万元，有23.4%的人对工作表示“不满意”。 

　　心态多元心怀憧憬 

　　“工漂族”有着怎样的就业心态？记者采访发现，存在这么几类： 

　　其一，“盲目尝试”型。今年春节后，来自安徽阜阳的90后农民工彭良从上海一家快递公司辞职了，结束了这份为期仅半年的工作，想去学厨师。而这已是他两年多来的第四份工作了。他说，不断换工作，一是对收入不满意，其次是想趁年轻多在几个行业里干干。不过，他告诉记者，到目前他还是没想好自己以后要干什么。 

　　其二，“一心赚钱”型。老家在山东菏泽农村的王美今年没回老家过年：从去年腊月十三到今年正月初十的20多天时间里，他以临时工身份在上海一汽车企业做钳工。“春节期间有高工资啊！”他算给记者听：“除夕之前每天110元；大年初一至初三每天330元，初四至初八每天220元，夜班工资是每班55元。”打一个“春节工”，除去生活费，净挣4000元，这让他感觉很值。 

　　其三，“着眼长远”型。“城市毕竟不一样，收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机会多、发展空间大。”来自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的王帅帅告诉记者。相比于很多同乡，他的条件要好得多，父亲在老家做生意，家境殷实，但高中文化的王帅帅还是选择到大城市“见世面”、“长见识”。 

　　不管是茫然还是清醒，冲动还是理性，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距离日趋疏远。问卷调查显示，在15-30岁的农民工中，无务农经历者高达55%。事实上，农村也已经没有留置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一份报告显示：16-25岁的农民工中，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6-30岁的农民工中，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说，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要更为淡漠，在城里安居乐业、做城里人已成为他们新的憧憬。 

　　填补“落差”应对“工荒” 

　　虽然“工漂”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但不可否认，这一现象对当前的用工荒而言是雪上加霜。 

　　要有效应对“用工荒”，必须正视“工漂族”的诉求。记者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的目的绝不是单一的“挣钱养家”。其职业诉求与现实境遇存在四大落差。 

　　落差一:当前农民工的实际工作强度较大，与其期望值存在巨大落差。“太累”成了继“收入”之后、农民工对工作不满意的第二因素，比“没前途”的负面影响还大。 

　　落差二: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丰富多元，而现实工余生活显得单调。 

　　落差三: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职业地位的意愿比较强烈，而现实中，其职业流动呈现“水平化”。 

　　落差四:逐渐脱离土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开始将自己的未来放在城市，但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阻碍着他们的城市梦。 

　　如此落差之下，“迁徙复迁徙，工漂还工漂”的局面便难以避免。 

　　“短工化的‘工漂’倾向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用人单位都有不利影响，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一起努力。”上海农民工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说。

　　新华社(徐寿松  李柯勇  叶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