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只写些儿童文学作品，本来从未想过给报刊写小文章。我开始写这种小文章，是在“改革开放”之际，而如今老了，接触孩子不多，儿童文学作品反而写得少，怀旧的小文章写了一篇又一篇，乐此不疲。我之所以写起这种文章来，真要感谢一位老兄。这位老兄就是沈毓刚同志。

　　沈毓刚同志是老报人，《新民晚报》的副总编辑，我认识他是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他属新闻界，我属出版界，当时我们都在上海郊区奉贤的新闻出版干校。周总理批示要编译世界各国史，由全国各省市承办，上海分到的是非洲史。干校于是成立翻译连，把各单位懂外文的，从事译文工作的人集中起来。我是译文编辑，自然进翻译连，而沈毓刚同志在之江大学本来读外文系，英文好，也进来了。于是我们碰上了，渐渐熟悉了。不过我们不是一个组，我译俄文，他译英文，我想不起来他译哪国的历史。翻译连后来回上海，成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译室，我们仍在一起。

　　粉碎“四人帮”后，编译室改为上海译文出版社，我留下，许多同志归队回原单位，沈毓刚同志回《新民晚报》去。他走时知道我译瑞典女作家林格伦的童话《长袜子皮皮》，对我说，他回报社要编副刊“夜光杯”，正需要一个连载作品，可以连载《长袜子皮皮》。经过“文革”，大家好久没有看到过外国作品，晚报又是老少咸宜的，正可以登这个童话，孩子爱看，爷爷奶奶爱孙子也会欢迎。我想，不错，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好久没出现了，《新民晚报》影响大，能发表，当然是大好事，只有感谢他。就这么定了。

　　当时《新民晚报》的临时社址在九江路近外滩处，在邮局对面，我交稿常去那里。记得沈毓刚同志身边常出现一位小伙子跟他商量稿件。沈毓刚同志向我介绍，说这位小同志乃是报界前辈严独鹤老先生之孙严建平。如今，快30年过去了，严建平同志成了《新民晚报》的副总编辑。

　　童话快登完时，沈毓刚同志对我说，希望我继续帮忙，写些小文章给他，只要是生活中有趣的事都可以写，字数是千字不到，应不费力。对我来说这是新鲜事，但沈毓刚同志态度诚恳，对我信任，我不好推，就答应了。我已经忘记一开头写了些什么，只记得用的笔名是“一七”。我的名字“以奇”正是“一七”的谐音。1940年10月17日我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改名字时就以“以奇”代“一七”。沈毓刚同志觉得这名字太怪，改为“乙七”比较雅。他对我给他的文章大加赞赏，说是敲定了，一个礼拜至少来一篇。真的，我一下子写了不少，出国访问，出差外地，怀念童年在广州，等等，无所不写。

　　因为写童年在广州的文章，我还受到同乡夸奖。有一次广州来了几位同志，住在虹口一家广东人办的旅馆里，我去看他们。旅馆的人听说我就是《新民晚报》写那些广州文章的作者，围上来称赞我为广州争光。我实在不敢当。

　　沈毓刚同志写的文章也给了我启发。他用其佩等笔名在“夜光杯”上写了许多好文章。我至今记得其中一篇，是他访问德国回来写的。说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汉堡包，因为汉堡是德国的著名城市，就以为汉堡包是德国人发明的，其实不然，汉堡包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人工作紧张，午餐赶时间，就用面包夹汉堡牛排（即牛肉饼）当午餐吃。说到汉堡包我就会想到这篇文章。沈毓刚同志的这些文章又好看又有意思，值得我学习。

　　我就这样给《新民晚报》写啊写，一直写到沈毓刚同志退休。他退休了，也就没人催我写了，总算告一段落。

　　沈毓刚同志退休后我们常通电话，我只知道他有孩子在香港，一年当中有半年住在香港。听说他的夫人是我大夏大学的校友，可惜无缘一见。

　　沈毓刚同志去世已经十二年，他曾指导我写小文章，如今我又写起来了，怎能不怀念和感激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