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退重庆孕育“风眠体” 

　　在重庆他托陈布雷在政治部设计委员会谋了个虚职，领着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隐居在嘉陵江边军政部的一座仓库里。这仓库是土墙黄泥地，与他西湖边的小洋楼天壤之别，林风眠就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了近七年，自己买菜、生炉子、烧饭、洗衣、打扫，屋里只有一张木桌，菜刀、砧板、油瓶堂皇列于画纸毛笔之侧。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建群爱好书画，专程来拜访林风眠，见如此陋室，不禁感慨道：“住在这种地方，不是白痴，就是得道之人了。您得道了。”林风眠事后对人讲：“在北京和杭州当了十几年校长，住洋房，乘私人轿车，身上一点人气几乎耗光了。你必须真正生活着，能体验今天中国几万万人的生活，身上才有真正人味。首先是‘人’，彻底‘人’化了，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活力。” 

　　李可染当时也在重庆，经常会带点便饭去看望老师，每次去都看到林风眠在画画，每日画几十张，画完的画堆在身后，直摞到屋顶。苦行僧般的清净生活使林风眠能集中全部精力创作，他融合中西的“风眠体”就在这个江边仓库横空出世。“风眠体”的第一大特色就是方纸布阵。中国传统纸绢画，不是横卷就是立轴，便于富贵人家悬挂厅堂，林风眠大胆地突破传统，转向更利于制作画册供大众观赏的方形构图。不画传统的峰峦山谷宏大景色，而画近景特写。他使用生宣、毛笔、水墨、水彩等中国传统材料，但技法汲取西方画的精微光色，他自嘲是个好“色”之徒，打破“水墨为上”的古训，运用浓重艳丽的色彩描绘仕女、花鸟、秋林、泊船。线条的灵感则来源于汉画砖、唐壁画。鲜艳的色彩，简洁灵动的线条，美好的意象，这就是林风眠画中的赤子之心。 

　　抗战胜利，避居重庆的知识分子纷纷北归。因有行李重量限制，林风眠上飞机前把自己所有行李都扔了，只带上在重庆期间的所有画作。到了杭州，他直奔旧居，眼前景象令人断肠：他的小楼这些年被日军占为兵营，花园成了马厩，他曾震动国内外的巨幅油画《摸索》《人道》《人间》《痛苦》都已被扯碎，用作马匹的挡雨布…… 

　　林风眠与他的过去惨烈挥别。他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带回的这批新画，有一天也将被他亲手摧毁。 

　　独居上海片刻安宁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林风眠十分兴奋。他虽然从不参与政治，但对共产党抱有天然的信任和好感。跟他乘同一条船去法国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后来都成了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法国期间他还认识了周恩来，两人结成君子之交。林风眠与中共高级将领叶剑英的关系更不一般。他俩是梅州同乡，读中学时坐同桌，还一起办了诗友会。 

　　杭州艺专二十几年来都沿袭林风眠因材施教、解放个性的教育方针，后将学校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原有教学体系一概推翻，把“线描形式，宣传画题材”当作唯一信条，甚至挂出石膏像让林风眠当场写生作为“考试”。 

　　“与其受批判，不如早辞职”。林风眠携眷回到上海南昌路的小楼居住，他没有任何职务，只靠卖画为生，生活虽苦，倒也自由清净。上海的外国人越来越少，林风眠的法国夫人住不惯，加上物质压力大，1955年，夫人和女儿、女婿离开上海去巴西投奔亲戚。林风眠又成了孤家寡人。他把一楼退掉，只租二楼，一百六十块的房租只需付八十，压力减轻不少。早年留学和重庆隐居生涯，使他锻炼出娴熟的烧菜手艺，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他最擅长的是客家传统菜梅干菜烧肉，常常一煮一大锅，配稀饭连吃好几天。电影明星王丹凤和丈夫柳和清住在附近，柳和清常来林家做客，林风眠请他吃梅干菜烧肉，特别透露，秘诀在于他的独家酱汁：酱油加上白糖、生姜，煮沸后冷却。后来，柳和清在香港和北京开了著名的素菜馆功德林，用的酱汁就是林风眠传授的配方。有的时候，林风眠还会煮咖啡给来访的客人喝，他习惯在咖啡中加上少许白兰地，美酒加咖啡颇有异国风情。他吃西瓜的时候会在西瓜中挖一个洞，然后也往里面倒入少许白兰地，这样吃起来就会格外爽快。这些都是他在法国读书时学来的，还戏称：“西瓜性凉，洋酒性热，中和一下正好，很符合中医养生的原理呢!” 

　　孤雁离群逝香江 

　　闲适的生活并没能持续几年。1966年，傅雷自杀给了林风眠致命一击。傅雷与林风眠是二十多年的挚交。林风眠当校长时，杭州艺专学生人手一本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说那是年轻人必读的圣经。傅聪在英国结婚时，傅雷特意买了林风眠的画给儿子寄去作礼物。傅雷为人单纯正直，爱发时事议论，他劝林风眠不要太超脱，而林风眠凭着他的敏锐和早年的教训，也总劝傅雷不要事事参与。尤其是大鸣大放期间，他劝傅雷“适可而止”，傅雷不听，结果被划为右派。 

　　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妇在家中双双自尽。得到消息后，林风眠不敢相信，派学生去傅家证实。林风眠预感自己在劫难逃，他决定毁掉自己几十年来所有的画，以绝后患。这是中国美术史上多么讽刺而残酷的一幕：画家关紧门窗，烧画的烟把他的脸熏得乌黑。他怕烟囱冒烟被人发现，又改了办法，把画撕碎，泡成纸浆，然后从马桶冲下去。据义女冯叶回忆，林风眠的脸坚毅决绝，一反平时的和蔼可亲，帮他毁画的学生舍不得撕碎其中几幅精品，林风眠毫不犹豫地说：“我不要连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张可以作为证据的作品，我要亲手毁了它，我还会再画……” 

　　画还没毁完，抄家的红卫兵就到了，橱柜都被贴上封条，林风眠和上海其他知名画家都被送到上海美术馆进行政治学习，接受审查。1968年，刚刚从美术馆放回家住了几天的林风眠被公安人员带走。直到预审，他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特务”。由于拒不承认“罪行”，他的双手被反铐起来。他的许多朋友都自杀了。他说，“我绝不自杀。我要理直气壮地活下去。” 

　　1972年底，在周恩来干预下，林风眠被释放，他不敢再画画，带着一身伤病，艰难生活。有一天，他忽然接到通知，说有外宾要接见他。匆匆赶去，外宾竟是三十余年未见面的学生赵无极。当年赵无极就读杭州艺专，生性叛逆，特别不喜欢必修的国画课，从教室窗子跳出去逃课。在国画期终考试的试卷上，他涂了一个大墨团，落款“赵无极画石”，惹得国画教授潘天寿大发雷霆判他零分，他险些被强迫退学。林风眠爱惜赵无极的天赋，坚决把他保了下来，在他毕业后还让他留校当助教。后来赵无极赴法国留学并定居，竟然成了“外宾”。众目睽睽之下，赵无极疾步奔到恩师面前，长跪不起，林风眠老泪纵横，俯下身来，师生抱头痛哭。事后，林风眠对人说，这是赵无极要救他呢，“外宾“如此重视他，造反派也不敢再把他怎么样。 

　　“文革”结束后，林风眠在叶剑英帮助下被批准出国探亲。他被允许带走34幅旧作，换得一张从香港到巴西的单程机票的外汇，转机四次，飞行40多个小时，到巴西看望分别22年的妻子女儿。临行前，他把带不走的画全部赠予朋友。好友巴金收到的是一幅《鹭鸶图》，这幅画至今挂在上海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的客厅中。学生吴冠中收到的是芦塘和归雁，吴冠中想到先生此去孤雁离群，不禁潸然泪下。 

　　晚年林风眠客居香港，深居简出，凭记忆重画在“文革”中毁掉的作品，几乎一直画到生命的终点。他一生颠沛流离，没有时间整理画册，更谈不上出版全集，以致今天市场上林风眠画作赝品不计其数。林风眠虽与徐悲鸿、刘海粟齐名，他的作品却因真伪难辨价格远远落后。 

　　1991年7月，心脏病突发住在医院里的林风眠，应傅聪之约，题写了“傅雷纪念音乐会”几个字，落款林风眠。这是他对老朋友最后的交代，也是他留给人世的绝笔。 

　　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这样写到林风眠的去世：九十二岁的八月十二上午十时，林风眠来到天堂门口。“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画家！”林风眠回答。 

　　摘自2012年第6期《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