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岁那年，我独自回老家过年。轮船应该是晚上十点到芜湖，已经看得见码头的灯火，突然听见舱门外的甲板上一片混乱，一个女人放声大哭，说她怎么活啊，让我娘俩怎么活啊！我开了门走到甲板上，才知道有人跳江了。就是这个女人的丈夫。本来就是寒冷冬天，听见这样说，我身上和心里越加一阵寒冷。这时广播也响了，说有人跳江，我们的船要调头往下游开，救捞跳江的人。船上的大灯也都亮了，探照着漆黑江面，黄颜色的江水在漆黑夜晚的灯光下，怪异可怕，我盯住了寻找，看看会不会有脑袋冒出来。

　　船打着很亮的灯认真地往下游行驶了一程，然后又调头朝芜湖开去。

　　跳江的男人是因为买不起船票，被查到了要罚票，就去死了。他们也是要在芜湖下船的，回家过年。那是1963年。

　　我穿着绒领的棉大衣，背着带给姑姑和伯伯叔叔的上海糖果和糕点下了船，大姑父和叔叔在码头接我，我没有顾上注意那个女人和抱在怀里的孩子是不是也下了船。那个男人正在流往下游的黑暗江水里，我寒冷地想，他是不是已经快到马鞍山了？马鞍山在芜湖的下游。

　　这是我第一次独自远行途中的寒冷记忆。

　　在老家过年的那些天，满山遍野的大雪几乎成为我白天记忆的唯一图画。到了夜晚，才变换成另一幅图画和暖和，我们一大群的小孩都坐在小姑妈的灶间听小姑父讲 《三国演义》。我有三个姑妈，她们的名字都叫蓁蓁，大蓁蓁，二蓁蓁，三蓁蓁，只有三蓁蓁小姑妈住得和奶奶、大伯相隔几步远，她是奶奶最舍不得的女儿。我吃了晚饭就去小姑妈家了。

　　小姑父像一个演员，总是到了时间才出场。他披着棉袄，戴着一顶很乡下的绒帽，可是脸上和语气里都是很有文化的。他出身地主，当着小学语文老师，他告诉我，我爸爸和他是小学同学，爸爸后来去上大学，而他一直留在山里。

　　小姑父坐在灶膛口的小凳上，我坐得离他最近。灶膛里有火，锅里烧着水，姑父不时地往里面添一把稻草、豆秸，灶屋里很温暖。

　　姑父讲的是徽州普通话。他是从第一回开始讲起。我没有读过《三国演义》，但是知道里面的很多人物，迷恋里面的打来打去，长枪大刀，也不知是受什么影响，按什么标准，天然就是帮刘备，佩服诸葛亮，认为关公天下无敌，张飞胆量最大，但是最喜欢当的却又是赵子龙，在家里，有一段时间，我总拿着一根竹竿，大声喊：“常山赵子龙到！”一惊一乍，把我妈妈和外祖母吓一大跳。后来放电影 《战上海》，我又是一惊一乍：“汤司令到！”妈妈生气地问我：“是不是想吃一个耳光？”

　　现在这些英雄，好人坏人，长枪大刀，智谋诡计，大战三百回合不分胜负，全从姑父的嘴里出来，我是眼巴巴地崇拜和满足！

　　姑父讲得真好啊！不仅仅在我十三岁那年冬天是最好的，也是那之前和之后最好的。我到现在一次也没有进过书场，姑父冬天灶屋里的书场是我一生都会想念的书场。

　　每晚听完故事，我便回到奶奶的房里，在她的脚跟边躺下，我和奶奶睡在一起，她不习惯在上海生活，宁可住在黄山的老家。奶奶被窝里的温暖是我另外的故事。

　　我没有听完小姑父的 《三国演义》就回上海了，要开学了。我走的时候，大雪没有消融，仍旧满山遍野。

　　很多年以后，我回老家，往奶奶的老屋走去的时候，在镜湖的边上，有人指着对面的山头说：“你小姑父的坟就在那里！”

　　我不知道他已经去世。那时，也因为爸爸处在政治的艰难里，我们和老家都不太通信。

　　“文革”的时候，小姑父跳在这并不很深的镜湖里死去，留下三个可爱的女儿，都是我的表妹，其中一个叫亮亮，还有一个叫丁丁。

　　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要跳下去。会讲 《三国》的人是可以不跳的。关公、张飞、赵子龙都去哪儿了？

　　那个船上的男人也是，抓到罚票又怎么样呢？难道会把你扔进江里，汹涌淹死？

　　我问小姑妈：“姑父为什么要跳下去？”

　　小姑妈幽幽地说：“他吃不了那个苦哎！”

　　我没有问究竟是怎样的苦。我也知道，有些苦是说不出来的，没能力说透彻。

　　小姑父死了，于是小姑妈开始受苦。那个船上大声哭的女人开始受苦。我的三个表妹开始受苦。还有船上女人怀里的那个孩子，现在应该快五十几岁了，小姑父如果活着，现在也应该有八十几岁。

　　我在小姑父的墓前坐了很久。山下是镜湖。镜湖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石头笔筒，里面插着石笔，镜湖像个大砚台，小姑父跳在砚台里。

　　我写下这两个故事，只是因为记忆里有，很深，而且都搁在我的十三岁里。我写的时候也在听汪峰的《存在》，他唱得很好。我们都是存在，所以要努力活着。都别轻易被剥夺，更不让自己剥夺自己。男人啊，那个夜晚你如果敲敲我的舱门有多好，里面有个十三岁的孩子，他钱不多，但是他一定会掏给你！别的人也会掏。姑父啊，你跳湖的时候，一点儿也没记起我听你讲故事时的神情吗？可是我怎么那么深切地记得你？如果你记得，而且知道，你是我十三岁时的真英雄，会讲英雄故事的人是孩子心里的英雄，那么你兴许就不会跳，不会死，大战三百回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