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现实中的“穿普拉达的女魔头”———《服饰与美容》（英国版）主编亚历山德拉·舒尔曼(见图)，却对自己的着装不甚在意，发型经常凌乱着，脸上总挂着微笑，十分平易近人。

　　反对“骨感”

　　房间布置颇为时尚，白色地板，墙纸上描着笼中鸟，古朴的椅子上镶嵌着明亮的绿松石，连宠物猫也与时尚有关，名叫“可可”，大概源自时尚名人香奈儿的绰号“可可”。可房子的主人，现年54岁的舒尔曼却不太像时尚界人士。她的长发随意散着，显然没有刻意打理，衣服不乏时尚元素，但并非夸张得拒人于千里之外：一件开襟羊毛衫，一条及膝裙，英国著名设计师安雅·希德玛芝设计的高跟鞋看上去很舒适。最令人惊讶的是，舒尔曼正津津有味地品尝令人发胖的糕点。于是，采访就从“骨感模特”这个话题开始。

　　“我认为这是时装界的一大狭隘，令人沮丧，”舒尔曼说，“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如果一定要追究的话，应该始于设计师，是他们把衣服裁剪得这么小。模特若穿不进去，就得不到演出机会，于是经纪人不断催她们减肥。然后便是摄影师，还有某些服装杂志主编，他们希望用一些很酷的女孩，而‘酷女’都与设计师合作，于是便成了现在的潮流。”

　　2009年6月，舒尔曼给几大国际时装品牌店写信，包括卡尔·拉格菲尔德、约翰·加利亚诺、普拉达和范思哲等，抱怨他们的“超小号”服装样品迫使时装杂志主编不得不起用“一身排骨”、“无胸无臀”的模特。

　　“有无效果，不好说，但至少我努力过，”舒尔曼说，“那些衣服的确穿在瘦人身上比较好看，但‘瘦’和‘病态的瘦’是有区别的。”

　　“偶然”入行

　　舒尔曼从小生活在伦敦上流社区贝尔格拉维亚，伴随着打字机的声音长大。父亲二战期间从加拿大来到伦敦，为《旗帜晚报》撰写戏剧评论，母亲经常给《服饰与美容》等出版物投稿。舒尔曼回忆说，父母亲的记者身份意味着自己以后也要当一名作家，“这对我来说好似一个梦魇，我想成为一个美发师”。

　　在圣保罗女子学校上学时，舒尔曼的成绩一塌糊涂。到了大学，她选择了社会人类学，后来在《21岁以上》杂志做编辑助理，“一不小心”踏入新闻界。“我喜欢杂志社的氛围，从那一刻起，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舒尔曼说。她先后担任《星期日电讯》女性版编辑、《服饰与美容》特稿编辑，1990年成为英国版《GQ》主编，两年后执掌《服饰与美容》，时年34岁。

　　当时，她的任命在业内引起争议。“她不是很时髦，”一名主编回忆，“看上去像一只摇摆的小鸡，在圈里也没多少经验，可是你瞧，她做得多棒。”在她的领导下，《服饰与美容》发行量大幅增长，如今稳定在每期20万册左右。在这个经济严峻的时代，一本售价4·1英镑的高端时尚杂志能保持这样的销量，实属不易。

　　拒绝完美

　　舒尔曼是个工作狂，儿子出生后一直由保姆看护。“他小时候总是说：‘我恨、恨、恨那个杂志，我希望它死掉。’”舒尔曼笑着说，心里有些愧疚。自己的经历使她对职场女性的态度堪称“冷酷无情”。“事实就是，如果你暂停工作去生孩子，的确会影响事业发展。我知道应该有办法解决，但真的很难。”她说，《服饰与美容》杂志社有很多姑娘，怀孕期间有种种计划，可一生完孩子，计划就完全跟不上变化。有的忙于照料孩子，有的回来后不久又怀孕。如此折腾数年，她们便“落伍”了，只能遭淘汰，“你无法假装不承认”。

　　舒尔曼认为，在她执掌《服饰与美容》期间，业内最大的变化是公关公司和时尚名人对行业的控制与日俱增。“有些人，比如詹妮弗·安妮斯顿，要求做完专访后对稿件和照片进行审查，她同意之后方能发表，”舒尔曼说，“我绝不同意任何封面人物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样令人讨厌。”大概正因为此，她本人在接受采访时格外平易近人，有问必答。当人问她是否会为了取悦男人而改变自己时，她态度十分坚决：“绝对不会。”

　　她非常庆幸自己不是当代年轻女孩。回忆自己的年轻时代，她说那时穿比基尼不用退毛，和男人交往无拘无束，非常自在。可如今，“一个20岁女孩必须剃光体毛，精心打扮，做到完美无瑕，那种感觉真是糟透了。”她说。　

　　唐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