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接受克格勃密训

　　蒋经国从孙逸仙大学毕业后，由于在政治立场上坚定拥护苏共，重获苏联上层领导人的信任，被批准进入莫斯科圣彼得堡大学（苏联军事情报局特种学校）就读。该校专门训练学员从事暗杀、爆破及破坏军事设施等活动。蒋经国在有“苏联军事特种部队之父”之称的破坏专家斯塔里诺夫·伊里亚门下接受训练。几个月后，他于1927年底转往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大学进修。

　　蒋经国在军事政治大学主修“游击战”，这所大学又名托玛切夫学院，是当时专门培养红军将领的学府。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选修了红军军事战略课程，是当时苏联国防部副部长伊尔·图哈切夫斯基的得意门生。1930年5月，他以每科都是“优等”的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他的个人档案上记载，蒋经国的毕业论文是探究游击战争，老师评价称“尼古拉非常聪明……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

　　据俄罗斯谍报机关人员证实，苏联时期著名的情报员弗拉基米尔·乌洛夫（他曾在我国东北及上海当间谍，主要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在逃离中国时，差点被日军捕杀），自称与蒋经国在1925年左右即认识，双方经过10多年的交往成为好友。蒋经国逃到台湾岛后，对这位俄国朋友仍然极为怀念，每年的新年蒋经国都经由英国驻外人员，送一瓶白兰地给这位喜欢喝酒的俄罗斯朋友。上世纪70年代初，有人在乌洛夫位于莫斯科的简陋寓所内，看到他藏有一瓶法国白兰地佳酿，那是蒋经国由伦敦渠道送给他的圣诞礼物。

　　斯大林宴请蒋经国

　　亲手赠送冲锋枪

　　蒋经国从军政学校毕业后，苏联领导人拟派他到中国南方工作，但这一计划没有实现。此后，有4个月的时间，蒋经国在苏联没事干。10月，苏联人派蒋经国到莫斯科的狄纳莫兵工厂担任政治军事课教师，这份工作待遇不错。但好景不长，到了1931年5月，蒋经国被派到莫斯科附近偏僻的索科洛夫，协助苏联人推动农村集体化，后来还曾担任集体农庄的代主席。

　　在集体农庄工作了半年多时间，1932年10月，蒋经国又被调回莫斯科，开始与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接触。1933年初，蒋经国又被苏联人调到阿尔泰地区（邻近内蒙古、新疆一带）做了九个月的金矿工人，生活条件很艰苦。这一年年底，蒋经国被调到乌拉尔山地区的大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担任大型机械厂“乌拉尔马许”机械车间的副主管，后被提拔为副厂长，再任工厂报刊《重工业日报》的总编辑，生活获得了改善。

　　蒋经国在乌拉尔山的生活颇得意，可以说是他在苏联的黄金时期。不少人对蒋经国很好，特别是女性劳工，为了听他的演讲，经常把孩子寄放在邻居家，跑到现场听他讲“国际形势分析”。蒋经国的才能更在编报纸时得以充分发挥，由于他的俄文水准极高，每天在报纸截稿之前，他都会问问编辑还剩多少“栏位”，需要多少字填补，随即由他口述，让编辑记录下来，成为一篇不错的文章。

　　蒋经国在乌拉尔山的表现，连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都注意到了。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联邦安全局保存的蒋经国档案中有一段记载：1934年，蒋经国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见面，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后，工厂同事问他与斯大林谈了些什么，他只说斯大林请他吃饭，称“红菜汤很好喝”，三言两语带过，没有透露谈话内容。

　　这就证实了蒋经国在苏期间见过斯大林。值得一提的是，多年后，1945年，蒋经国随同“国民政府代表团”赴苏，在莫斯科又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当着所有人的面，送给蒋经国一把精美的俄制冲锋枪。

　　与蒋方良结婚

　　存放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联邦安全局的蒋经国档案里，还有一段有趣的记录：蒋经国很喜欢跟朋友到处旅游，喜欢跳舞，但不是跳一般的交谊舞，而是动作很大、很费体力的高加索地区传统舞蹈。

　　蒋经国在舞蹈圈里结识了蒋方良（原名：芬娜·伊帕季耶娃·瓦哈列娃），两人于1935年初结婚，第二年有了小名爱伦的长子蒋孝文。蒋方良在上世纪30年代的朋友安涅凯耶娃·玛丽亚，1996年曾经接受俄罗斯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她在访谈中提及，蒋方良在1935年、1936年间曾对她说，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人员常来找她，警告她“一定要小心，若是单独与儿子在家时，千万不要应陌生人敲门就迎进家，因为蒋介石可能随时偷偷派人来把他们一家强行押回中国”。蒋方良当时从未想到“随蒋经国远走他乡”。

　　1936年到1937年间，苏联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变化，由于德国谍报机关的“离间计”使苏联的上层领导发生了“大地震”，图哈切夫斯基等7人被诬告为“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间谍叛国集团”，蒋经国在苏联的朋友也接二连三地遭到“整肃”。这时的蒋经国一看形势不妙，想逃之夭夭。

　　1937年1月5日，蒋经国所在厂的共产党委员会决定“开除蒋经国党籍、厂籍”，这使蒋再度失业。2月份，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共产党员开会，有人揭发蒋经国是日本间谍，并指出他是托洛斯基派（也就是“托派”）。由于当时的党委书记库兹涅佐夫·米哈依尔认为蒋经国还年轻，应给予学习的机会，并出面保证他没有大问题，蒋经国才过关。这里还应提到的是，蒋经国1935年1月曾在苏共机关报《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三度公开批评蒋介石，提及“父亲常殴打母亲，希望母毛福梅能到欧与儿子见面”。

　　1936年底，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变化，西安事变爆发，此事促使蒋介石再度与中共合作。蒋经国认为自己回国的机会来了。

　　“为自保不惜出卖朋友”

　　1937年初，蒋经国又受到苏联高层的接见，得以再度到莫斯科。这时，苏共中央已决定派蒋回到中国去，促进国共合作。

　　访问莫斯科后，蒋经国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收拾行装，在向朋友道别时曾说：“苏共中央将派我回中国，主要任务是协助蒋介石与中共合作。”1937年3月，蒋经国全家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康生陪同，从莫斯科坐火车到海参崴，全程在同一车厢。

　　火车经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蒋经国的不少朋友都到车站与他话别。但蒋经国在返回中国之前，竟给苏共中央发了电报，表示支持苏共镇压这些朋友。根据档案记载，电报是蒋经国与康生在海参崴火车站联名向苏共中央发出的，称“这些人（他的朋友们）的思想有问题”。电报中还提到，他们马上要回中国，虽然前途艰难困惑，但一定能完成苏共中央交付的任务。

　　这封电报至今仍存在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室的蒋经国档案内。

　　交换苏在华被捕间谍

　　斯大林让蒋经国返回中国，除了为促成国共合作外，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插曲。“当时苏联派驻上海的情报站站长（代号为‘雅科夫’）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正在汉口服刑。蒋经国返回大陆，也交换了‘雅科夫’获释返回苏联。”

　　与蒋家关系密切的人士说，蒋经国从小受教于吴稚晖，中文根底不错。但从苏联返中国时，已然忘记很多中国话、中国字。蒋介石要求他尽快恢复中文功底。当时蒋介石在浙江溪口附近办了一所武陵中学，原本是农业学校，后来改为一般中学。蒋经国在这里名义上被安排当教务主任，实际上在学校里复习中文。

　　据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也被派到这所学校“读书思过”，蒋经国与张学良竟成了“同学”。几年下来，蒋经国慢慢恢复了中文水平，蒋介石要他把在苏联12年的感想用中文写下来。蒋经国写在十行纸上，呈给父亲看。据说蒋介石看得很用心，还加了注和眉批……

　　摘自《档案春秋》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