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问题在于：这三天，清方官府都干了什么勾当呢？
1859年6月18日，咸丰收到桂良等人6月10日从上海发来的那份奏折。一看内容，知道挡不住夷人了，除了召桂良赶紧回京外，重点给僧格林沁下谕教他如何对付夷人，三个意思：第一，当年的和约是桂良签订的，我们都不熟悉，所以进京换约也得等桂良从上海回来。第二，进京需从北塘登陆，不得随带兵船，不得多带从人。第三，告诉夷人大沽海口已节节设备，切不可进入拦江沙内。第四，倘使该夷虚放枪炮，入口试探，切不可令官兵轻举妄动，使夷船受我误伤。
给僧格林沁下谕的同时，咸丰还让军机处通知顺天府，在正阳门外给外国使节们预备馆驿。滑稽的是，通知里专门强调“照各夷朝贡之例”办理。
还是6月18日，僧格林沁向咸丰上奏：英夷来到了大沽口。我派出的人，扮作本地乡民，告诉他们可代他们送信，三日后回复。该夷等要求咱们，三日之内把河口的木筏铁戗等自行撤去。我准备三日之后这样回复他们：桂良在上海等呢，请回上海谈判去；如若不听，就叫他们在拦江沙外等候桂良来津；再不听，径将船只开进拦江沙鸡心滩内，那就怨不得咱了，唯有遵照前面的已定办法，干！
6月19日，咸丰看到了奏折，发现僧格林沁干劲挺大的，所以马上谕旨僧格林沁：现在不值与之动武，让他们到北塘静候其公使，吃的喝的需的，咱们这边给他供应，不要让他们上岸，待桂良到后，由北塘进京换约。
6月20日，英国公使布鲁斯与法公使布尔布隆驾到。按前所述，三日期限已到。上午，直隶总督恒福派手下人前往英船（这回可是明面上的中方官员了），告知他们：总督（其实总督就在大沽）停几天才能到达，请暂候数天。英方声称：本日即要泊进河内，请中方自行撤去拦河铁戗，否则他们就要自行动手了。中方回答：白河口是不能进的，谁也不许溯河而上，因为这里的民团不知轻重，伤了和气就不好办了。之后，英方再次派人登陆，僧格林沁与恒福派易装的兵弁拦住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