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如果一粒药掉在地上，很多人都会拿出一百个不再吃它的理由。可是，曾经有那么一粒掉在地上的药片，却是无任何理由不吃下它。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抗日正遭遇艰难困苦。日本鬼子向抗日根据地频繁扫荡，新四军后方医院化整为零，分散到苏北海边。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就居住在盐民的盐池和厨房畜舍里。所谓的盐池，是一个挖在地下几平米的大坑，在坑上离地一尺左右，支起木桩，盖上茅草做成屋顶。进出只能滑进爬出。台风、大潮汛常将屋顶掀翻，大雨、暴雨将盐池淹没，牛从屋顶走过，也会踏破屋顶，露出一个碗大的洞。尽管简陋，盐池还是胜于住在露天。医护人员在盐池里铺上厚厚的杂草，打造成床铺，伤病员就此可躺下养伤。

　　最困难的是，药品奇缺。

　　新四军通过多种渠道收集药品，大部分是部队精干人员，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南通、海安等城市去采购，通过地下交通运输到根据地；有的通过药材商或诊所医生帮助购买药品；有的则是自己动手配制。鬼子的封锁，药品不仅短缺，而且不能及时送到分散在各处的医护小组。每领一次药品，司药员要跑上几十里路，通过鬼子几道封锁线，一路上刀光林立，险象环生。真是带着性命去拿药。

　　药品如此珍贵，医护人员宁可不要自己的背包和物品，也要保住药品。

　　薛联，1940年参加新四军的一位女医务员。当时在盐池的草铺上，她正在给一个腿部受伤的战士查验伤口。此时，门口滑进一个发药的同志，由于下滑力的惯性作用，发药人还没站稳，手中的药就散落在草铺上。

　　“几粒药？”薛联问，“一共五粒。”发药人答。那是白色的，名为“消治龙”的抗感染消炎药，被鬼子称作违禁品而严密封锁，十分稀少，非常珍贵。薛联立即和发药人在草铺上找了起来，还好，四粒药很快被找到了。

　　还有一粒药！她们继续在草铺上扒拉、翻弄寻找，没有。她们又搬开杂草、抖落，还是没看到。她们耐着性子，再次仔细地翻扒，丝毫没见一粒药的踪迹。接近半个时辰了，着急涌上心头，小小一粒药，能跑到哪里去呢？看到她们弯着腰，不停地翻动着杂草，脸上因焦急而淌出汗。伤员不忍心了，劝道，算了吧，别找了。

　　不行！绝对不行！这是一粒消炎药，也是一粒救命药。联想到许多伤员，就是因缺少消炎药，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惨死在她们面前时，薛联显得更为坚定和紧迫。她明白，那不是一粒简单的药片，它凝结了多少人的辛苦、艰险和鲜血，它能救治多少杀鬼子的战士。此时的薛联，双手在不停地翻动着杂草，恨不得把这些草一根根掳个遍，死也要找到那一粒药。可是，还是没找到。薛联她们开始把大个的草抖落、搬开，然后用筛子把剩余在底下的小杂草，一筛一筛地筛选。

　　突然，她眼前一亮，她看到了那粒药的身影，它被夹在一根小茅草茎与叶片当中，露出半个身影，像是在草中睡觉，叶片盖在它身上，悠然惬意。

　　“你竟然在这舒舒服服睡大觉，把我们找得好苦啊！”薛联从草中小心翼翼地取出这粒药，把它紧紧地拿在手中，对它大声责怪起来。一阵快乐开心的笑声从盐池中传出。

　　薛联亲眼看着伤员把那粒药片吃下，这才放心地微笑离开。希望在她心中腾然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