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烟害，是“全面禁”还是“有限控”，这曾令立法者纠结。市健康促进委员会调查显示：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的公众赞成度已达九成。本周，“上海全面无烟环境建设研讨会”上，多位专家表示：现行条例对行业内不同规模的场所规定不同的控烟标准，或在同一场所不同区域设立多重控烟标准，不利于监管执法，室内全面禁烟亟需进入立法规范。

　　1 实证：“双重标准”难防烟害

　　依照现行控烟条例，经营场所使用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或者餐位在75座以上的餐饮场所，可划定“吸烟区”。如此划分是否有助于免除“被动吸烟”？

　　来自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现场测试表明，在一个划分“吸烟区”和“禁烟区”的中型餐厅内，除了吸烟之外，没有炭火烧烤等其他污染源，照理无烟区的PM2.5浓度应当小于室外。但结果却是，吸烟区室内外颗粒物浓度差均值为329微克/立方米，无烟区室内外颗粒物浓度差均值也高达184微克/立方米。

　　同时，报告呼吸道症状和黏膜刺激症状比例中，分区餐厅员工和无吸烟限制餐厅员工相似，均远高于无烟餐厅员工。

　　“可见，吸烟区和禁烟区在同一餐厅内的划分，并不能有效防止烟害。”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郑频频说，通风和分区都不能有效消除二手烟的影响，同一屋檐下如果存在“双重标准”，因空气流动无法阻断，坐在 “禁烟区”的人们依然无法避免二手烟之害。可见，“100%无烟环境”才是消除室内烟害唯一有效的措施。

　　2 权衡：烟害抵消经济效益

　　时至今日，人们对烟害还存在不少幻想。市卫生部门的专题调研表明：有43.4%的被调查者认为，“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对身体的危害小”，56.8%的被调查者认为，“过滤嘴可以降低吸烟的危害”……这些“美好幻想”为何存在？研讨会给出“形象答案”是：跟烟草相比，有些事情是病菌干不了的——病菌不会游说人们要求允许他们继续被传染；病菌不会花费巨资说服人们相信受感染是一件很酷的事；病菌不会资助科学家让他们说受感染也不是什么坏事；病菌也不会为自己重新命名，以便表明“淡病菌”危害比较小。

　　科普，已让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烟害之重”。但若在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特别是在餐厅全面禁烟，担心仍然存在：是否会影响经济效益？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申城某品牌的餐厅调查表明：无烟餐厅和吸烟餐厅的人均消费大体持平；公平、严格的无烟政策不会对餐饮业产生影响。

　　而在全社会范围内，与烟草有关的“收益和支出”又是怎样？事实上，世卫组织要求全面禁烟的依据就在于：烟害造成的医疗费用，几乎抵消了烟草的“经济贡献”。也正因为如此，2004年爱尔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无烟国家——所有封闭的工作场所，包括餐厅和酒吧，全面禁止吸烟，不允许设立特定的吸烟室——这也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转折点。

　　过去5年，又有13个拉美国家实行100%全面无烟环境立法。去年，通过、实施或者强化无烟立法的国家和地区有：加纳、越南、乌克兰、保加利亚、伊拉克、俄罗斯。在我国，哈尔滨等城市也已将“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写进地方立法。

　　3 契机：九成支持“无烟文明”

　　“无烟世博，证明了在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8万人的区域，创建无烟环境依然可行。无烟餐厅、户外无烟场所都成为现实。”郑频频说。

　　2010年，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对世博园内的控烟状况的问卷调查表明：人们普遍赞同世博会提高了人们的无烟意识(91%)，无烟世博推动了上海的文明进程（90.3%），遵守园内相关吸烟规定是每个游客的义务（96.6%），同时也有责任对吸烟者进行劝阻（76.6%）。

　　市健康促进委员会最新调查显示，申城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的公众赞成度为：九成。2009年初市人代会期间，市十三届人大代表冯丹龙、陈晓玲、厉明各自领衔提交议案，建议尽快制定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地方性法规，共有50多名代表附议，直接促成“控烟立法”进入当年的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

　　“不顾及他人健康，在公共场合吸烟，也是一种陋习。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需要立法推动。”研讨会后，全国政协委员冯丹龙告诉记者，“无烟世博”为当年的上海控烟立法提供一个绝好的机会。今天，当健康梦成为中国梦的一部分，一切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都应得到有效控制，既然室内全面禁烟已是“多数民意”，我们岂能错过移风易俗、倡导申城“无烟文明”的大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