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着话筒的手势就像是托着烟斗，说起话来能够保持一个多小时声如洪钟，90岁的画家黄永玉，因为出版了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3卷本《朱雀城》，而成为新民艺谭的座上宾。由巴金故居、新民晚报和新民地铁报举办的这次活动，趁他在沪举办“我的文学行当”图文展览并推出小说之际，与作家李辉一起从这部已有60多万字，却仅仅写到12岁的自传体小说开始，谈起了漂泊各地的“浪荡生活”——听起来像传奇般的人生，却被他说得那么优哉游哉。

　　1 “上海是艺术家的摇篮，谁不信，我揍他！”

　　此次来上海，黄永玉一直想去找“百合旅社”——这是他1937年初到上海的落脚处。当然，找不到了，不过“看到了国际饭店”。这让他想起当年自己说的话，现在回头看来像是笑话。当时人人都说国际饭店高，“看国际饭店时要扶好帽子。”“当时14岁的凤凰小孩看国际饭店时却不以为然，‘我家里的房子比它高——房子都在山上！’”1946年20出头时，黄永玉满脑子的念头就是“一定要到上海来”。为此，他先在厦门集美教了半年书，“就是为了筹路费。”他教的科目也挺广，“我教国文，还教音乐，因为家父是音乐老师，我还会弹风琴……”

　　主持人曹可凡在录制《可凡倾听》节目时，曾戏称“人生七十古来稀”其实应该是“人生七十苦来兮”。对此，黄永玉否定了“苦”：“虽然，每天的身子都是空的，日子过得清苦，但是因为有很多人的照顾而不觉得苦。”他家在虹口，每月租金50元。一幅木刻画的稿费是5元，要刻10幅才够房租。与他住在一条街上的臧克家，表示会向杂志推荐他的作品，结果自己先把稿费垫付给黄永玉，也不管后来是否真的发表。还有一次，木刻家李桦与他相约一起去大光明电影院看迪士尼动画片《幻想曲》。他俩走到电车总站时，李桦问他：“有电车费吗？”黄永玉摇摇头。于是，两人结伴从虹口一路走到南京路。黄永玉回忆：“其实他是有车费的，他是为了我。后来，他当了中央美院的系主任，还让我在底下教书。”

　　黄永玉的表叔是沈从文。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和黄永玉一样穷得叮当响，他俩经常一起结伴去找黄裳，“黄裳是高级职员，高级到一看到我们来了就可以把文件往抽屉一锁，和我们一起去玩儿了。”黄裳后来对黄永玉说：“我总算可以找到终身可以做朋友的人了。”几十年后，黄永玉来请黄裳吃饭时则这样开头：“我吃了你一辈子的饭，现在换我来请你了。”如今，黄裳已经去世多年，“如果他在，就好了。我在上海的朋友不剩几个了。”

　　黄永玉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上海，过去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现在是艺术家的摇篮。谁不信，我揍他！”黄永玉确实会武功，他小时候在家乡山水中“汲取天地之精华”而练得一副好身板。接着，他充满感情地说：“我最喜欢上海，世界美术的思潮，是从上海传播开来的，我接触到大世界是从上海开始的。”他欠欠身：“小时候崇拜的画家变成了朋友——真的人，太妙了！解放后，与叶浅予还成了同事，多美好的事啊！”

　　2 “费穆倒在了我的稿子上”

　　1948年起，黄永玉旅居香港，并多次在香港办画展。当年，他还与金庸做过报馆同事，也是如今少数能称呼金庸为“小查”的人。“我写电影比金庸还早！”1951年，他以笔名“黄笛”发表了喜剧电影《儿女经》，是他最为重要的剧本。他还有一部剧本名《海上故事》，但是并未搬上银幕，因为“费穆倒在了我的稿子上”——导演费穆在深夜审读剧本时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剧本上，“我的稿纸上都是他吐的血……”

　　编剧的赶稿生活听起来和当代的没什么差别。“写《儿女经》的时候，他们在酒店里包了几间房。陶琴住我旁边，教我电影的‘板眼’，我八九天就写完了。当时，长城电影公司都快完蛋了，这部《女儿经》让他们翻盘了。”后来，他就介绍金庸接着去给长城写剧本：“其实，他是去追女明星的……还不是夏梦，是打她大姐的主意……”

　　黄永玉始终想不通金庸怎么会成为写武侠小说的：“他这个人绝顶聪明，中学时，就写了本《中学会考指南》，畅销全国……我经常说，写武侠小说浪费他的才华！”

　　以往，他从家乡湘西凤凰，辗转于厦门、上海、北京等地；近来，他则流连于意大利、北京和凤凰之间，从不曾在哪里“长期驻扎”。

　　3 “希望别人怎么评价你？”“这个混蛋！”

　　“活到90岁，不能说自己年轻了。可是，活到80岁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抽到奖一样了。”黄永玉在80多岁的时候曾经打趣道，把自己的骨灰和在面粉里做成饺子，分给朋友。等他们吃下去后再告诉他们：“饺子里有我的骨灰，哈哈哈！”

　　前阵子，他仰面朝天摔了一跤，“这一摔，摔掉10年。”接着，他又觉得“胸有问题，我以为是乳腺癌”。近来，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稍微“严肃”一点。“汪曾祺过世的消息，是从报上得知的。”当时，他和女儿黑妮在意大利。黑妮在楼下看到报纸，就跑到楼上念给他听。“得知老朋友去世，感觉并不太……”他停顿了一下：“没有要痛苦的意思，就是感觉‘老了，去世了’，就是这样，可能年纪大了。”

　　黄永玉曾经在沈从文的墓碑上写了一句铭文：“一个战士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他甚至已经准备好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三个词：“爱、怜悯、感恩”。爱，自是不用解释。“怜悯”是留给了“坏人”。“有的坏人能让每一个家庭都不舒服，也算是很有本事。对这样愚蠢、残暴的人，我们不要恨他，要怜悯他。”他还记得在巴黎圣母院旁的二战纪念馆的小圆顶上，刻着阿拉贡的诗：“可以原谅，不能忘记。”对此，黄永玉提出异议：“我认为这是错的，应该是‘不要原谅，但要怜悯。’”至于“感恩”——是因为“这世界上有这么多好的人”。

　　好友聂绀弩曾经写过一则寓言《兔先生的发言》，说是兔子与老虎开会，回家就死了——“想着白天开会的事情，就自己把自己给吓死在床上了。”接着，黄永玉话锋一转：“能死在自己的床上也不容易。至于骨灰，就别撒向江河湖海了——那是伟人才做的事。”他回忆起在干校时的劳动内容，“骨灰，就是肥田粉。人烧完后骨灰比枕头还大，留给亲属的一小部分，算是纪念品。我在干校劳动就是挑肥田粉的。那几年我们种的1000亩地，谷子结得又圆又大！”

　　鲁迅说过：“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死了。”黄永玉却对此不以为然：“干嘛要活在人的心上？把我送到火葬场，朋友们回到我的家喝杯咖啡，算了。”几十年后希望人们怎么评价你？黄永玉一挥手，用铿锵的语气恨恨地说：“这个混蛋！”

　　简介

　　黄永玉 1924年7月9日出生于常德县，祖籍湘西凤凰，土家族人，中国画家，80岁后开始文学创作。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16岁开始以画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其代表作包括《比我老的老头》、《一路唱回故乡》等。其近作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第一部3卷《朱雀城》，被《收获》杂志连载5年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