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朝思暮想的战友终于有了音讯

　　1929年4月中旬，红五军二纵队同浙鄂赣边区部分赤卫队合编为湘鄂赣边区红军支队，下设三个纵队，外公任三纵队七大队队长，兼铜鼓、万载、高安地区临时游击总指挥。11月，红五军主力返回湘鄂赣边区，湘鄂赣边区支队重新编入红五军。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上级决定成立红六军并由红五军副军长黄公略担任军长，但此时高级指挥人才奇缺。为此，外公和其他几位将领被派往赣西南中心区东固参加红六军的组建工作。

　　1930年5月，红六军改为红三军，黄公略仍任军长。稍后，红三军与爷爷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从此，外公跟随部队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作战。红三军积极扩大赣西南苏区，仅半年时间，就发展建立了东起南丰、西到永新、南达寻乌、北临峡江，囊括人口四百余万的大片红色根据地。不幸的是，外公在1930年8月进军万载的战斗中被弹片击中了左腿，致使骨碎筋伤，身上也多处负伤，只好退出战场，在湘、鄂、赣军区医院治疗近三年。因当时医疗条件所限，外公身上的弹片无法取出。此前，他已经先后负伤两次。一次是在1928年长寿战役中伤了左手，另一次是在浏阳白沙战斗中右腰中弹。他一面治疗，一面带病坚持工作。1933年，他先后担任了湘赣军区医院政治处主任、政委，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开办了政治训练班。由于缺医少药伤势过重，医生只好将外公的左腿截肢。1934年秋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性转移。敌人放火烧山，铁壁合围，外公因行动不便为敌人所俘。在这危难关头，外公灵机一动，任凭敌人如何威逼利诱，他一口咬定自己是被红军俘虏的张辉瓒部士兵。敌人见他伤残已久，真伪难辨，便将其押回石门原籍验证，经亲友花钱联名具保，半年以后才得以恢复自由。

　　红军主力走了，地下党组织也分散隐蔽了起来。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外公拖着一条腿，装扮成流浪汉沿街乞讨，翻山越岭四处寻找失散了的同志，并用仅有的讨要所得慰问军属烈属，宣传革命理想，一刻也没有停止斗争。1935年夏天，亲友介绍外公到平民工厂学缝纫技术，他主动以该厂工人的身份作掩护，秘密开展地下斗争，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吸收了七名工人入党，建立党支部，自任支部负责人，领导工人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9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军二、六军团集结于湖南石门西北地区休整扩军两个月，外公秘密来到红六军团，先见到王震等同志，汇报了自己被俘过程及组织秘密党支部的情况。王震在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给了他三两黄金作为活动经费。后来，外公又给当时担任湘、鄂、川、黔省委书记的任弼时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并得到任弼时的指示和十元光洋资助。不久，任弼时又指示红二军团第六师拨给了外公二十五元光洋活动经费。

　　红军离开石门前，外公输送了五名党员参加红军。当他再次恳切地向贺龙、关向应同志提出随军行动时，他俩勉励外公“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要他留下来坚持秘密斗争，并说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相信大家一定会见面的。红二、六军团西征不久，厂方发现了外公有革命倾向，担心因此戴上“红帽子”吃官司，便借故予以除名，之后外公只好靠亲友接济艰难度日……1937年7月，正当外公思忖着如何走遍天下找到老部队时，一封由原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关向应自延安寄来的信，辗转送到了湖南石门县商溪乡龙岗村的外公手中。来信邀他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赴延安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朝思暮想的战友终于有了音讯，外公激动万分，边读信边流泪，仿佛又回到了往日火热的战斗岁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其他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又一一浮现在眼前。就这样，一个操着浓重湘音的残疾人，化装成乞丐，昼夜兼程，于8月中旬抵达西安。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兼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的林伯渠，外公拿出关向应的来信说明了原委。听完外公的讲述，祖籍湖南临澧的林伯渠紧握着他的手说：“小老乡啊，好老乡，一身硬骨头，剩下一条腿还要干革命，可谓九死而无悔，我代表党中央感谢你、欢迎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