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焦虑心理

　　“表面上现在的学生生活得非常充实，但我认为人类很难对遥远的东西具有掌控力，他们反而容易迷失坐标，越来越没有方向。” 李松蔚说，“现在工作越来越不好找，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很不踏实、不确定、迷茫。”

　　2月10日，高地清风给记者打开了几个App软件，有的监测睡眠质量，有的能辅助平稳呼吸、从而“做正确的决策”。它们都与时间管理、高效工作相关。他还拿出几盒饼干，“吃点东西能集中注意力，让我们更容易坚持。”高地清风本来是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但进入拖延症小组、建立“战拖会”后，他几乎把时间都花在了这方面：译书、建网站论坛、接受媒体采访，也有人请他讲课、写专栏。为了研究拖延症，他涉足了时间管理、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精神医学、进化生物学、哲学等学科，至于自己的博士课程，他正在考虑休学，全身心从事“战拖”方面的工作。 

　　在网络、媒体的共同推动下，“拖延症”一词竟然已经拥有了靠它谋生的人。2010年，武汉一家媒体找到高地清风，因为拖延症“新鲜、有意思”。这是他接到的第一家采访邀请，“拖延症”也开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进入大众视野。 

　　2012年初，高晓松发了一条微博：“每次打开跑步机决心锻炼减肥，就觉得应该先弹会儿琴，打开琴又觉得光弹琴不写歌浪费，于是打开电脑；然后上网乱看一小时；脑子被搅乱，无法写作，便上楼吃饭，吃完饭大脑缺血，必须睡一觉……”微博引发了又一波媒体对拖延症的报道高潮。

　　在中国知网上查阅当年以“拖延症”为关键词的报道，竟然多达近40条，就连《人民日报》一篇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文章也使用了“拖延症”一词。2012年5月，杨澜在她主持的《天下女人》里做了一期拖延症专题，她在其中说：“最近我们发现，拖延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病、一个社会病。” “感觉关于拖延症的讨论铺天盖地了，”高地清风说，“一流行开，自称拖延症就变成了一种现象了，变成一种时尚。”与此同时，豆瓣小组的人数不断增加。在高地清风的回忆里，2010年圣诞节前后，一个“职业生涯教育机构”的老师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提到了“拖延症模式”并推荐了豆瓣小组。这本书带来了小组成员的一次暴涨，“一天涨了两三千人”。目前，“我们都是拖延症”的人数已经达到11万多人，成为豆瓣关注度最高的小组之一。

　　媒体对其他“病症”也愈发热衷，比如从几年前就开始报道的“囤积症”“社交恐惧症”和“选择焦虑症”。在某种程度上，大众媒体对这些词语的传播加深了很多人的担心和焦虑。心理咨询师师晓霞经常接待一些社会上的来访者，她发现，很多人的来访都是受到舆论的影响。他们状况并不严重，但都会事先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曾经有一个来访者一进门就称自己是“强迫症”，但说来说去，无非是关门时要关两三次，出门时要看几次窗户、煤气是否关好。“这样的情况大多数人都有，”她让来访者不要先给自己“扣帽子”，“真正的强迫症是影响到社会功能，比如强迫自己洗手直到脱皮，严重的必须吃药、住院。” 

　　还有很多家长为了孩子走进心理咨询中心。“大家都会上网，然后来心理咨询中心求证一下：‘我的孩子是不是什么病啊’，”在她看来，在上世纪独生子女政策施行后，很多家长一直有“疯狂的焦虑心理”：“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家长都担心得不得了。”更有一些来访者表面上失眠、脾气暴躁，但深谈之后，师晓霞发现他们其实是害怕结婚——房怎么办？车号怎么办？两个背景不同的家庭如何融入？生孩子后两家人谁来带？“他们身边的问题人群太多，引发了婚前焦虑。

　　生活节奏加快引起心理病

　　2012年，大一新生吴天（化名）找到师晓霞，一进门就号啕大哭。“老师你知道么，我下周就要考托福，现在一页书都没看。”经过深入了解，师晓霞发现她的一些其他问题，譬如选择焦虑。家里人对她期望很大，想让她出国，但她十分犹豫，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她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囤积症：她所有的电子照片、信息都不舍得删，此外还经常翻来覆去地归档整理，一整理就是一整天。这让她非常痛苦。“这都源于她对未来、对家庭的不安全感。”师晓霞说。 

　　如今，很多心理症状都跟整个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有的人只要看到QQ群里有人上传文档、电子书或其他资料，就会不停下载。信息堆得越来越多，但他们也不见得会去看。“他们其实是觉得自己不安全，怕自己在信息时代落后了。”师晓霞说。 

　　还有的人疯狂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考资格证，囤积知识，“背后都是焦虑。怕自己走在时代的后边。”师晓霞说。她有一个朋友，在学习方面花了好几十万，但这些知识到最后并没什么用处。 

　　近两年发展的显著标志是物质的丰富和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李松蔚形容，选择太多是一种折磨，就好像“自助餐吃到最后很痛苦”。曾有一个来访者对李松蔚诉苦，自己总是忍不住在网购前把淘宝各店铺所有的价格都比上一遍，每次都要花上大量的时间——比如要买一件新东西，她先在淘宝上搜型号，再百度一下、知乎一下，在大量不同的说法寻找可信说法。好容易确定下来型号，她还得在店铺里海量搜索不同价位的商品，并且浏览买家评价。 

　　李松蔚发现她多多少少有一点选择焦虑和拖延，而且程度不轻。“她的收入很高，不会在乎那几十块钱的差价。但她把省钱当做一个自己相信的目标，其实是为了逃避工作。”他说。 

　　“囤积症”实际上是一个病理行为，但过去很少听说。在十年前淘宝还不普及的年代，这些“病症”是无法想象的。很多人的内心也许跟不上如此急速发展的新时代，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在所难免。 

　　过去，特定时代下产生的心理流行疾病并不鲜见。19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贵妇们动不动就会夸张地晕倒，需要闻一闻随时携带的嗅盐才能好转。以今天的眼光去看，这种疾病不可思议，而它实际上是维多利亚时代欧洲的一种常见心理疾病“癔症”，其另一个翻译是歇斯底里症。弗洛伊德曾认为这是由女性的生理构造引起的病症，但后来人们发现，它是跟那个时代的禁欲有关的一种心理疾病。 

　　在中国，20世纪中叶到1980年代，精神病院有很多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他们的一个表现是“木僵”，即行为动作处于完全的抑制状态。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这是当时过于普遍的抑郁症所导致的。今天的精神病院里已经基本上看不到这样的病例。 

　　近30年是社会变化和科技发展最快的时期，产生“网瘾”等时代性心理问题或病症并不奇怪。2004年，《医药与保健》杂志就刊登了一篇文章《悄然而生的“时代心理病”》，提出了信息焦虑症、成功后抑郁症、疯狂购物症等“病症”，并指出原因是“社会节奏急剧加快，工作压力大、紧张度高，生活节奏快”。“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看，我也觉得从零几年开始，整个人的心态都变了。很慌，社会好像在不停变、发展，自己好像稍不注意就会被抛开。”李松蔚说。 

　　他近来发现，二三线城市的人似乎也愈发焦虑了——也许微信、电商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消解了小城市和一线城市之间的距离，那里的人们也非常近距离地接触到一线城市人群的感受。比如愁堵车，想出国旅游，买iPhone5；想把孩子送到一线都市大量出现的婴儿游泳馆、早教中心、国际学校，愈发觉得自己的钱不够花…… 

　　被称为“精神分析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心理学家弗洛姆曾有一个著名观点：安全和自由不可兼得。过去的时代是安全、但不自由的时代——可选择的东西太少，人们心安理得；而现在的时代是自由、但不安全的时代。把这个理论放到目前来看，似乎更有意味。

　　摘自2014年6期《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