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国内医患矛盾突出、红包乱象丛生，似乎成了人们包括旅居海外人士的刻板印象，在国外走亲访友时，大家也常有议论。听一位移居加拿大多年、刚动了大手术出院的老上海感慨：“国内看病行（hang）送红包，这里想送红包也送不进”，大有亏得没在上海开刀的那种庆幸。我不知道异国的医务界有着怎样的廉洁从医法规制度，也无力去调研，但患者的亲历或许能见斑窥豹吧。而近日在多伦多见到药店开出的一张收据，倒让我有机会见微知著，窥探其背后的制度。

　　朋友患病，按规矩先去看家庭医生，拿到处方后去药店买药，药店开出的收据，三厘米见方，却信息密集，从上而下依次清晰地显示：药店的店名、地址、电话号码；配药日期；购药人姓名、住址、电话号码；所购药品及其编号；开出处方的医生之头衔与姓名……最令我惊讶的是竟还明白无误地注明此药的成本价、经销费用，以及相加后的总价格。

　　一次求医问药、一张薄薄收据、一应俱全的信息，我读出的是蕴含其间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医药完全分离的体制；家庭医生责任制；医药商店的管理体系；药品经销、出售的成本、费用核算等信息的公开制度；药品配售、服用环节的差错预防与纠错机制；药品市场的精细化管理系统和操作规范……可以想见，若无制度的支撑，一张收据上何必显示那么多信息？

　　很显然，和这样“小而全”的收据链接的，是庞大的医疗医药体系及其数据库严丝合缝、一丝不苟的运作。于是医院的敛财、医生的贪婪、药商的行贿、患者的愁苦，便既无空间，也无必要了。而如若没有科学的顶层设计、系统的制度安排，这一切便无从谈起，更难以施行。

　　看到这张购药收据时，正好听说国家卫生计生委推出一项新规，自5月1日起，患者住进二级以上医院24小时之内，将收到一份《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由医患双方签署，共同承诺。不少人担心其起不到什么效果。患者向医护人员送红包的现象，由来已久，却犹如久治不愈的毒瘤，难以根除的霉菌，顽固地存在于现实中。以组织纪律管束制约，以“商业受贿”定性论处，都曾大造声势，广而告之，却都收效甚微，令人纠结而无奈，似乎成了一个解不开、理还乱的死结。如今祈求一纸协议破解这个老大难，靠得住吗？缺乏有效的制度、长效的机制，禁得了吗？邓小平和习近平都曾再三强调。“制度是决定因素”，“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道德上的劝诫、教化、约束，固然有一定作用，而强化治本的顶层设计、健全的制度安排才是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