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偶随同学去过一位作家的家，郊外独院，屋舍俨然，有大约一个班的人为其服务，司机、厨师、警卫若干，还有秘书。那时幼稚，想作家好威风啊。其实，写而优则仕，那不是作家而是领导的标配。

　　曲阜开始向“标配”叫板了，说10位市级领导干部一律取消秘书配备。舆论多半轰然叫好。其实，作为县级市的曲阜，给领导配秘书本就是违规行为。按1980年中办规定，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才可以配专职秘书。后来慢慢走了样儿，连一些县里的局长，算是科级干部吧，都有秘书相随。这一来是工作需要，二来恐是官威所系。身边没个秘书，还像领导嘛。

　　不过，由于一系列官场腐败，往往有秘书牵连其中，让这个神秘的角色有些阴晴不定起来。

　　一般而言，能胜任秘书工作的，往往是政治和业务素质较高，性格沉稳可靠、有一定担当的人才。毛泽东就自言，选秘书的重要标准是“有学问”。在高级领导身边工作，接触信息量大、层级高、见识广、纪律严、任务重，本来就是极好的锻炼，进步快亦在情理之中。

　　1993年7月，邓小平在京接受加拿大记者保罗·杰克逊采访，说“从秘书中培养党政高级干部，不失为我们拔擢人才的一条捷径”。博闻强记的邓小平引了不少古今先例：“西汉文学家司马迁曾任中书令，就是皇帝的秘书；《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做过翰林学士……近代中国第一个政治秘书是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我们中共最早的秘书是毛泽东，负责管理文件，1926年改为秘书处编制，他是我的前任。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都做过译电员；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称是‘中央领导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在延安时当过毛泽东的秘书……”

　　邓小平开具的名单，如果有心接下去，会很长很长。有领袖级的如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和小平本人，也有像陈伯达这样横行一时的政治文棍。秘书一职仿佛要么让人“上天”，要么让人“入地”，这仅仅在于当事人的一念之差吗？

　　秘书个人的道德修养与政治素质，与他的人生抉择和命运走向肯定有重要关联。绝大部分由秘书而担负重要领导岗位的，的确是优秀人才。但是分析一下少数“落马”秘书的犯事根由，也颇能总结出一点规律。

　　以陈伯达和李真为例。

　　作为毛泽东欣赏的“一支笔”，秘书陈伯达无疑是个才子。然而，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阐述并发展了极“左”路线，也直接迫害了不少忠直之士，其罪在政治思想领域。李真，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秘书，领导赏识，升迁极快，同时伴随着不择手段的攫取，担任省国税局领导后，贪贿超过千万元。李真之罪，在权力寻租的经济领域。

　　陈伯达与李真，可以说明秘书阶层在共和国不同历史阶段“落马”的某种共性：当其掌控的资源集中于政治思想领域时，政治权力欲的腐蚀力极强；当集中于经济领域时，利益上的巨大诱惑也会使人彻底失控。

　　秘书本无病，何处惹尘埃？根治“秘书病”，功夫在“诗”外。现在决策层力推行政审批改革，把该放的权放掉，再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箍咒”。违规配备的秘书没了用武之地，该干啥干啥，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方能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