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母是个很执拗的人，有着教徒一般的坚韧和执著，也就是常说的一根筋。她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

　　譬如，“文革”中，她认定张先生是好人，即使张先生被打成了右派，被红卫兵打翻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她仍然一如既往地“窝藏”他：给他吃、给他住、给他洗衣、（用土法）给他疗伤。不但疗皮肉伤，还疗心理伤。伯母大字不识一个，却有一套套的“理论”，她“开导”张先生说“猪身上可以加肉，人身上可以加苦”。张先生听了，凄苦地点点头，伯母见他首肯，接着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说开便妙语连珠，滔滔不绝，直到张先生心服口服，她方才作罢。

　　“文革”结束后，张先生获得平反，官复原职。大包小包的礼品买了一大堆，一片虔诚地专程来感谢她，伯母毫不领情，，说我又没额外照顾你，有什么好感谢的。来看我欢迎，感谢就免了。坐在官位上，记得为人民办事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伯母麻脸，而且蹙眉、矮小，那么丑的一个人（我至今也很少见到她那么丑的），却有那么美的心灵。

　　1975年端午节前一天，她冒雨步行十五华里泥泞小路，从屯溪城里来看望我们一家。一进门，便从口袋里摸出10元钱，叮嘱家慈：“给小孩买点肉吃，总是吃不饱饭，长年又不见荤腥，小孩子怎么长大？！”家慈听了，潸然泪下，止不住地点头。伯母见了，安慰她说：“包子吃到豆沙边了，孩子大了就好了，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雨下久了必定是晴天，没有一直下雨的道理。”朴实无华的话，说得家慈心眉舒展，身上感到一阵阵温暖。

　　家慈是心比天高的人，因了伯母的帮扶，一门心思培养我们读书，每每发现我们懈怠的时候，她总是恨铁不成钢地责备我们：“生儿不读书，恰如养头猪。不识字，被人欺负了也无处伸冤！”一如伯母的语气和风格，仿佛伯母就站在我们面前，恶煞似的看着我们，吓得我们再也不敢逃学、翘课。

　　读完大学，我立志上研究生，伯母知道了，异常迷惑地问我：“你大学都毕业了，还有什么字不认识？不要再读下去了，你妈妈实在背不动你了。”我听了，深以为然，我深知家慈的艰辛，她已经尽了全力，做了母亲该做的一切！但就这一次，我拂逆了伯母的意愿，没有就此止步。为此，我也一改往年从学校返乡时在伯母家先住一夜再返家的习惯，再晚也连夜赶回家，哪怕步行十五华里夜路——我不想让伯母想不通以致伤心。

　　伯母离世的消息传来，我恰在外地出差。闻听噩耗，悲从中来，泪如雨下，竟至失声痛哭！今年清明，我再次去她坟上，挂了纸钱、烧香磕头。在她忌日来临之际，写下这篇小文，聊表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