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环境中，军风严重毒化。《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可实际情况是“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水师最高指挥官丁汝昌，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情况，李鸿章睁只眼闭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无人过问，连丁汝昌也侧身其间:“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同坐斗竹牌也。”

　　清廷兵部的《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刘公岛港内中炮沉没，“管带叶祖珪已先离船在陆”。

　　章程规定的舰船保养也形同虚设，普遍将保养经费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弗里曼特尔谈过他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使或海波告警，业已无可驶用。”北洋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

　　至于舰船不作训练而用于他途，已不是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则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很快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相差无二。

　　舰队腐败风气蔓延，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每次演习打靶，都“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取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大战之前，据传“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主炮的实战用弹仅存3枚（定远1枚，镇远2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一年前李鸿章已知此事，“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无人落实。战争迫在眉睫，如此重大缺口，既不见“定”“镇”二舰两位总兵刘步蟾、林泰曾向丁汝昌报告，也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直至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定”“镇”二舰主炮到底有几枚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使北洋海军大口径火炮优势顿成乌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二舰之主炮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搁浅损毁，“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丁汝昌却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是我方仓促开炮、震塌飞桥的结果，上报却成“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等5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二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

　　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之中。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误判。

　　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铁甲舰“镇远”返回威海时触礁，“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舰长林泰曾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变成 “‘镇远’擦伤”，“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清廷真以为如此，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讯，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越是艰难处境，越考验军风、军纪。北洋海军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荡然无存。

　　首先是部分人员不告而别，“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

　　其次是有组织的大规模逃逸。 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北洋海军10艘鱼雷艇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跑，“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最后“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毫无建树，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

　　最后发展到集体投降。“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营务处道员牛昶昞请降；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请降；严道洪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面对全军崩溃的局面，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官兵“恐取怒日人也”，不肯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10艘舰船为日海军俘获。显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战前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评论北洋海军“观其外貌，大可一决雌雄于海国”。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事后说:“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

　　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