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建华
王会悟把代表们带到南湖,而帮她租船的是嘉兴一个中学生孔另境
除了王会悟,还有没有其他人也为一大代表在南湖开会出过力呢?王会悟在嘉兴读过书,她自己也说在嘉兴有一批同学,到时可以帮忙的。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7期刊登的《中共一大“奇女子”王会悟》对此有一段详细的描写:“7月31日早上7点35分,代表们跟着王会悟登车南下。从旅途安全考虑,她将董必武、何叔衡两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安排在头等车厢,其余代表则分散在几节车厢里,叮嘱他们不要往来串联,少与别的乘客闲话,以免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到嘉兴后,趁着大家吃饭休息的当儿,王会悟找到就读于嘉兴中学的亲戚孔另境,请其帮忙租条游船。孔另境领着王会悟租了一条画舫。”这里,不光肯定了何叔衡也出席了南湖会议,还出现了另一个为南湖会议出力的人——孔另境。
关于孔另境是否是帮助王会悟联系租船的人,我们从韦韬、陈小曼著《我的父亲茅盾》中,看到有这样的记述:“……由于经常为《共产党》写稿,父亲(指茅盾——笔者注)与李达的交往也日趋密切。那时父亲的一个远房姑母王会悟(她比父亲还小两岁)从乌镇来到上海,父亲把他介绍给了李达,不久他们就结婚了。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就是王会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父亲(茅盾)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这段出于茅盾儿子韦韬的传记《我的父亲茅盾》的记载,应该是有依据的。茅盾作为上海党的发起组成员,在上海开会期间与李达、王会悟的信息沟通是非常方便的,他对一大会议上发生的重要突发情况,是有可能及时了解到的。而且茅盾处事严谨,不会随随便便地提起另一个帮助安排租船的人。
另外我们又可以从孔另境的女儿孔海珠写的传记《霜重色愈浓·孔另境》一书中,看到有关的旁证。文中记述,1964年4月,孔海珠与父亲孔另境来到南湖边,孔另境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那时,我在嘉兴二中读书,课余经常与同学来南湖游玩。帮助王会悟租船,由我出面去办很方便。”孔海珠是茅盾的内侄女,王会悟是她的远房姑祖母,从20世纪60年代起,她就关注、追踪、记录此事。她在连续为此事采访时任茅盾资料编辑小组成员徐恭时之后,于1979年7月29日在日记里,把了解的情况作了记录:“情况大致是一大会议在兴业路开了几天,以后需要转移,想去杭州,但考虑太闹。此时李达是代表,他夫人王会悟是乌镇人,与姑妈孔德沚(茅盾夫人)很熟,他们商量去南湖比较好。具体借船人是父亲,这时他在嘉兴读书。茅盾也是有关人员。恢复这艘船的时候,父亲和茅盾都去看过这船,对这船的格局提出意见。”孔海珠还于2008年3月29日专门打电话到北京韦韬家里,向韦韬核实孔另境帮助租船的情况。“如今已84岁高龄的他,再次肯定他在书中的记述是准确的,是其父母亲在世时讲述的史实,他耳熟能详并记忆犹新。”前面韦韬的描述还得到了李达与王会悟的儿子李心天的认可,李心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最近作家文摘登了一篇文章,茅盾之子韦韬在《我的父亲茅盾》一书中回忆,党的一大召开时,临时把会址转移到嘉兴南湖,是我母亲王会悟出的主意;而在嘉兴租借南湖的游船,则是茅盾的内弟孔另境(当时他正在嘉兴中学念书)出力联系的。孔另境的后人孔海珠撰文探究,我的母亲王会悟与茅盾的夫人孔德沚很熟,她们商量可以转移到南湖。具体借船人是孔德沚的弟弟孔另境,茅盾对这事也是知情的。我认为这段描述,是更接近史实的,借船当然不是母亲一人的主意。不讲,是不想连累别人。”(从上面所有的材料看来,笔者认为,此事应该是事出有因的。从茅盾先生的为人来说,他一生处事谨慎,他说有孔另境在给王会悟联系租船,应该是不会没有根据地乱说。同时,王会悟自己说没有提前来嘉兴,而是跟代表们同一天早上一起出发的。如果她事先没有与嘉兴的朋友联系有关事项,而是匆匆忙忙地带着一大帮人到嘉兴再临时办理一切事情,这对于她负责一个大会的会务工作来说,也有点不合情理。在嘉兴有帮助王会悟租船的人,这也是王会悟敢于建议到南湖开会的一个重要依据。因为,王会悟在嘉兴有几个能帮忙的人,这是她建议到南湖开会安全性的重要保障。
王会悟在另一次回忆自己关于去南湖开会的建议时,她说事先就有这样的构想:“租借游船装作游湖的,就在船上开会,神不知鬼不觉。万一发生意外,还可分散到我同学家里。”她这里所说的“同学”中,会不会就有孔另境在内呢?
一条游船,在南湖中游荡,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中国上空游荡
当天,阴有小雨,湖面上游船不多,王会悟叫船主把船撑到离烟雨楼约200米远的东南角比较偏僻的水域。她身穿白夏布斜襟短衫、黑丝绸裙子,坐在船头望风。南湖会议就这样在船舱里开始了。开会时,王会悟还特意把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如觉得有不安全的情况出现, 她便向船舱内提示,让代表们打麻将,以掩人耳目。
开会那天,湖面上的情况,据王会悟在《“一大”在南湖开会的情况》一文中回忆:“开会那天游客并不多,据记忆开会时,停放湖中的船连我们的一条一共五条船。内中一只据船大娘说是城内某商户为儿子办满月酒雇的,另一只是乡下土财携眷进城游玩的。到下午3点钟以后,小游艇逐渐增多,有些小游艇油漆得很漂亮,据说是城内士绅自备的。约五点钟左右,湖中游船已有五只了……”穿戴时髦以作掩护的王会悟,坐在船头凉棚下,悠然嗑着酱油瓜子,还哼起了家乡小调,不动声色地望着前后左右。外人只当她是游客雇请的歌女,或是大户人家千金小姐,正在饱览“轻烟拂渚”的迷人景色呢。
据王会悟回忆,是日天气阴沉,不大有太阳,好像要下阵雨,游客较平日里少了许多。下午3点以后,天气由阴转晴,湖上的画舫多了起来,还有留声机里放京戏的。王会悟加倍警惕,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嘟”汽笛声传来,王会悟循声望去,是一只汽艇,不禁担心起来。在她的概念里,快速灵活的汽艇属军警专用,于是敲响了船舱壁板。代表们故伎重演,立即摆起了四方城,“白板”、“八筒”、“六万”一声接一声。汽船正向画舫开来,“突突突”的马达声也传进了舱里,代表们也有些紧张了。他们也都晓得,备有这种新式船只的不是平民百姓。王会悟瞟着汽艇的动向,依然若无其事地嗑着瓜子,心里盘算着汽艇上的人若来盘问该如何应对。腹案在脑中形成,她随即探身舱口小声叮嘱两句:“就说玩了西湖来玩南湖,千万不要说从上海来的。”临时休会后,结果是虚惊一场,汽艇在画舫不远处穿过。听船娘说,这是城里一个葛姓豪绅的私人游艇,为炫耀其身份,常来湖里转悠,汽笛拉得又响又长。
“到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到六点多钟,我们就离开南湖准备回上海了。”
王会悟以其智慧和勇气,确保了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赢得了专家学者对她的高度评价:“党的第一位会务工作者和后勤工作者”、“一大幕后功臣”、“中共第一任保卫部长”、“组织了一大南湖会议的有功之臣”、“一大卫士”。(摘自《烟雨红船——母亲船的故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