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19.会晤了大多数英国领导人 

　　星期天早上，韦尔斯一行乘坐客机飞往英国，有三架法国战斗机和一架英国侦察机护航。从巴黎布尔歇机场起飞后几分钟，巴黎在他们的视线中就只剩下刺破云霄的埃菲尔铁塔塔尖。九十分钟后，他们飞抵英国领空，飞机飞行高度很低，韦尔斯能够看见下面田野上准备春耕的人们。他头戴黑色圆顶硬礼帽走出飞机，从赫斯顿机场前往伦敦西区。就在这同一机场，内维尔·张伯伦在1938年9月从慕尼黑归来，挥舞着一张报纸，仿佛象征着和平，但事实上，其象征着投降。

　　乔·肯尼迪走上飞机迎接韦尔斯，并将他们一行送往下榻处：现代豪华的多切斯特酒店。酒店大厅挤满了记者，旁观的人群，还有一位身穿长风衣的男人，他鼓胀的臀部裤兜暴露出他的便衣警察身份。本来打算让韦尔斯一行入住另一家豪华的梅费尔酒店：克拉里奇酒店，当大使馆听说该酒店的意大利籍经理具有法西斯倾向，担心韦尔斯的房间被安放了窃听器。当时通知了英国特工组织军情五处。但他们也没有发现任何窃听装置，但也不能保证窃听器没有埋入墙壁里，因此，韦尔斯入住的酒店被调换了。

　　当天下午，肯尼迪带代表团全部人员去了伦敦的基尤皇家植物园，在温暖的周日阳光下，大批伦敦市民在植物园游览。一边漫步，肯尼迪一边告诉来访者他对局势的看法。张伯伦政府决心不与柏林的“匪帮”和谈。但政府也清楚，长久的战争会拖垮英国，上层阶层对此深为担忧。华盛顿对参战的犹豫不决正在激发起英国的反美情绪：尽管肯尼迪充耳不闻地进行了解释，但丝毫没有消解这种情绪。

　　在伦敦，战争的气氛比巴黎更显紧迫。银色的拦阻气球点缀着首都的天空，街道布满沙袋和铁丝网。白金汉宫（英国的王宫）的警卫身穿黄色卡其布军装，警察头戴钢盔。一位记者报道说：“在英国，防毒面具几乎成为民族团结的标记，相当于德国纳粹党的十字形党徽。”美国人还发现，这里的灯火管制比巴黎更严重。伦敦市民在遮住窗户灯光上比巴黎人更认真。韦尔斯没有在英国看到任何迹象表明“德国的宣称取得效果，但其沉重地虚弱了法国的士气”。他感受到了“战斗到底”的潜在决心，而不是像1938年秋季那样向希特勒屈服。

　　张伯伦首相告诉肯尼迪，他曾经“最初非常担忧”，但后来，华盛顿表述得很清楚，“这次出访的目的不是‘给出和平计划’，现在，他已经完全满意了”。事实上，白厅依然不确定卡多根所说的“韦尔斯先生出访的最终的根本目的”。不仅如此，这次出访时间正是同盟国处于惊恐之际，与苏联进攻芬兰的时间巧合，而这一事件被看作是英国和法国的挫败（10天后，达拉第辞去总理职务）。因此，大多数与韦尔斯会晤的伦敦官员都证明不可能与希特勒打交道，并誓言决心要获得对德战争全面胜利。

　　在来自苏格兰场的便衣警卫全程护送下，韦尔斯会晤了大多数英国领导人，包括张伯伦首相的内阁成员；反对党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前首相劳埃德·乔治；大使和高级专员；外交部官员等。当然，韦尔斯穿着得体地出席了每一场所和各种集会。有时，这涉及高超的应变能力。例如，在某一天，他得先穿着正装，然后换上条纹西裤，长外套和礼帽，接着又在傍晚换上白色领带，燕尾服和丝绸帽。毫不奇怪，《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戏言说，他被推上了“英国的社交旋转木马”。而伦敦的时装界对其品味大加赞叹，并把他选为仅次于国王的公共场所穿着最佳者。

　　韦尔斯在伦敦的会晤中获得大量信息，尽管与另一位特使后来的访问相比，韦尔斯的总统特使身份并未使他具有获得英国情报的特权。英国外交部的观点是：“我们应该让他充分了解我们的政策和目标，但不向他提供全部军事情报。”战时内阁认为，英国处于战争状态，军事情报不能与中立的美国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