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领导讲话和媒体宣传，对下列技术进步表示欢欣鼓舞：大排量汽车变为小排量汽车取得了突破，单位建筑面积的资源能源强度有明显降低，城市的单位GDP能耗、水耗、物耗大幅度减少，等等。这时我常常想说：技术效率改进只是“浅绿色”的进步，真正的“深绿色变革”是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的总量得到控制。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个区域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规模，一般取决于三个变量：人均消费活动的多少，与此有关的人口规模，单位产出的物耗和排放即技术效率的高低。其中技术效率改进的绿色贡献往往只占很小比重。以城市绿色交通或者绿色出行为例，如果小汽车的技术效率如每百公里驾驶的燃油从10升减少到了6升，有40%的提高；但若城市中拥有汽车的人增加了40%，同时人均使用小汽车出行的距离增加了20%，那么总的结果是比原来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增加了20%。

　　特别是，在单位物质消耗和污染排放上的技术改进，常常会带来专业术语所说的“反弹效应”。即，技术进步的同时，导致了数量规模的扩展，结果抵消了技术进步的努力。在小汽车的问题上，就是汽车在从大排量变为小排量的同时，常常因为成本的降低，使得购买小汽车的人数大幅度增加，有车者开车出行的频率大幅度增加，结果导致更多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类似的，绿色建筑的技术效率改进，也被人们拥有更多更大居住面积导致的物耗增加所抵消；洗衣机、电冰箱等家电的绿色技术改进，也被人们拥有更多的家电产品导致的能耗增加所抵消；等等。

　　因此，中国只要求有效率意义上的浅绿色改进是远远不够的，最需要的是规模意义上的深绿色变革，即在技术进步的同时控制物质消耗和污染排放的总量大幅度扩展。这就超越了单纯从技术创新谈绿色发展的意义，涉及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就可以理解，在城市绿色交通和绿色出行问题上，推广具有共享性质的公共交通为什么比小汽车出行更绿色，建设控制交通需求的紧凑城市为什么比城市摊大饼加上汽车效率改进更绿色。遗憾的是，现在的政策和媒体报道强调效率改进多，而控制规模常常属于被遗忘甚至轻视的事情。

　　中国的生态文明，从“浅绿色”走向“深绿色”，需要“三步走”的战略。当前较多关注减少单位产出的物质消耗和污染排放，例如中国“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强调的单位GDP的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这只能说是初级阶段的绿色努力；未来的发展，应该更多地考虑建立合适的人均物耗和排放指标，例如用单位人均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等，调节人们的生活方式；最终目标则是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物质消耗和污染排放的总量稳定，例如到2030年左右，我国全国以及上海等城市能否争取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相对稳定。

　　事实上，技术效率总是随经济增长的水平而提高的，这并不是太稀奇的事情；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控制甚至稳定人均和总量意义上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才是值得稀奇的重大突破。（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