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重建大别山根据地，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原局于10月中旬决定在大别山解放区建立鄂豫、皖西两个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经过紧张的筹备，鄂豫、皖西区的党政军领导机构于11月中旬正式建立。至此，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方圆数百公里，下辖8个地区33个县、人口达1200余万的根据地。

　　1947年12月1日，蒋介石为解除心腹之患，遂集中14个整编师33个旅的兵力，对刘邓大军展开全面围攻。刘伯承、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内外线粉碎敌人围攻、坚持大别山的指示，决定组成前、后两个指挥所，分兵作战，实施战略再展开。由刘伯承司令员率后方指挥所和一纵向外线淮西区展开，十纵和十二纵向外线桐柏区、江汉区展开；邓小平政委和李先念副司令员率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第二、三、六纵队坚持内线斗争。 

　　邓小平的伟大风格

　　邓小平对大别山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评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为了减轻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压力，在争夺大别山这个战略要地的斗争中取胜，中央军委下达了“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的指示，这就使邓小平率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能够得到外线的有力支援。然而，邓小平却宁肯“在大别山背重些”，也要为外线歼敌创造有利的条件。

　　1947年12月10日，邓小平送走刘伯承的当晚，即与李先念副司令员、李达参谋长一起率领前方指挥所东进，指挥留在大别山区的第三、五、六纵队和鄂豫、皖西两区党政军民，坚持开展艰苦卓绝的内线斗争。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是在敌重兵压境，敌我经常遭遇的险恶形势下进行的。敌我双方的争夺十分激烈，每天竟有40多个旅相互周旋于大别山区，战斗十分频繁。于是，出现了一种战争奇观：一条山路，敌我都想争着走；一个村庄往往成为双方预定的宿营地。无论是行军或是宿营，随时都可能发生战斗。

　　能否在大别山站住脚，事关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这个伟大历史转折的全局。在这个关键时刻，作为指挥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主帅——邓小平，早已做好了“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的思想准备。他向部队连以上的干部做动员：我们进军大别山，就像打篮球一样。蒋介石看我们到大别山来“投篮”了，要得分了，他就把前锋后卫都调来跟着我们。这样，他顾了南就顾不了北。他不让我们在南面投篮，不惜用九十万大军缠着我们，可他北面的篮板就空出来了，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北面就可以得分了。我们在大别山困难很多，是在“啃骨头”，但是，在其他战场上，我们的兄弟部队已经开始吃肉了，在敌重兵围攻中，怎样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邓小平根据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向大别山中心区合击的态势，鉴于大别山中心区山高路窄、回旋余地小、不利于大部队行动作战的地形特点，邓决定实行“分遣和集中相结合”的机动歼敌方针，并围绕这个方针确立了克敌制胜的斗争策略：第一，留少数地方武装在中心区坚持斗争，主力部队则向外分遣，这既可集中大部队机动灵活地歼灭分散之敌，又可在外区解决部队给养。同时，将敌人牵制到更大的范围里兜圈子，将其拖走、拖散、拖瘦，以减轻中心区的压力，并使留下的地方武装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巩固根据地。第二，在作战上，采取以纵队为单位，适时分遣与集结，打小歼灭战，即以小对大，以弱耗强，以大对小，以强击弱。分派小部队游击疲敌？大部队远离敌主力，寻机歼敌。第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求部队积极寻找敌人的弱点，进退时都取进攻态势，“捕歼小敌、土顽，尤应以爆破、阻击、夜袭、火攻、捕捉、破残、破路等，才能杀伤敌方人马，破坏交通、物资，消耗疲敌。按照上述方针和部署，我二、三、六纵迅速撕开敌军的包围圈，牵着敌人的鼻子大周旋，地方武装则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围攻大别山的国民党军队对刘邓主力的大规模合击扑空之后，气急败坏地进行更加残酷的“进剿”、“追剿”和“清剿”，使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部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南线三军密切配合、粉碎敌人对大别山围攻的指示，陈粟、陈谢两军发起破击平汉线的作战。12月19日，粟裕报告中央军委：至此刻为止，平汉路已被破坏，但敌对大别山之“围剿”计划迄未改变，似有集中全力弄垮我大别山再转移兵力以对付其他地区之打算。对此，他提议陈粟、陈谢两军要长期配合刘邓，直至完全粉碎敌军对大别山的进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指示他们以4个纵队迅速南下，与陈谢会合，沿平汉路直迫武汉，以策应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12月22日电告中央军委：“这次敌人不管陈粟、陈谢，不管王纵（王宏坤第十纵队）、赵纵（赵基梅第十二纵队），使我奏效，江汉、桐柏展开，而我大别山野战兵团，又已分别跳出包围圈，于全局仍属有利。因此，我们认为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而作较长期的打算。”邓小平在这个电报中以顾全大局的伟大风格，向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他还建议中央军委将刘邓大军第一纵队留在淮北，参加陈粟大军作战，以便外线大量歼敌。

　　在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邓小平率领前方指挥所，仅以500多人的警卫部队做掩护，历经艰难困苦，与敌人日夜周旋于深山峻岭之中。他指挥各个纵队和鄂豫、皖西两区地方武装，灵活机动地实施了分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略战术，不断粉碎敌人的围攻和“清剿”。六纵辗转于大别山南部地区，先以分遣有效地调动分散敌军，随后抓住敌军一个团孤军防守广济县城的有利时机，从英山急行军l00余公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广济城，一举全歼守敌1800余人。二纵、三纵活动于大别山北部和皖西地区，佯以野战军主力在冰天雪地里大踏步进退，连续转战千余里，拖着敌人的数个主力师，胜利地完成了吸引多路强敌，并将其拖疲、拖瘦的艰巨任务。鄂豫、皖西两区地方部队也抓住有利时机，打了多次歼敌数百人的小歼灭战，在大别山反围攻的第一个月里，刘邓大军就歼灭敌正规军及土顽1.5万余人，先后收复县城10余座，取得了坚持大别山内线斗争的重大胜利。毛泽东指出：“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标志，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泽东评价这次战略行动的意义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即是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它也预示着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摘自《百年潮》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