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钓鱼台作画

　　那年夏天，一些有成就的老画家被翟荫塘接到钓鱼台了，老翟也说服黄胄一同到钓鱼台为外交部和钓鱼台画些画。1980年7月21日黄胄到了钓鱼台，那里已经有亚明、宋文治、朱屺瞻、启功等人，他们各自都有一间套房，潜心画画，一时间钓鱼台的5号、6号两幢别墅变成了画家之家。但是黄胄不能总在钓鱼台，他得不时地往藻鉴堂跑，只是晚上和星期天在钓鱼台作画。每逢有工夫画画时，他不想让任何人打扰他，有时他让我把门反锁上，跟服务员说他没有回来。但是他热情好客的习惯，往往自己就把规矩破了，照样有不少朋友来要画、侃大山耽误他的时间。8月15日，他开始要为钓鱼台正在改建的接待各国元首的18号楼画一张丈二匹大画，反映柯尔克孜族马上较力的主题，也就是来自1979年阿图什拖云的生活素材，这无疑是这几年来最大的一张画了。他又以忘记一切的那种劲头，挺起身子一画就是好几个小时的方式来画画了。有时我不免提醒他早点儿睡觉，他都予以拒绝，我觉得有点扫兴，因此我们很少有话说。

　　一天上午，黄胄让我去小会议室用橡皮擦掉草稿上不用的废线条。回来后，我听见黄胄在洗手间里洗什么，我看见桌上地上都是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黄胄出来，他说：“你给我重泡一杯茶。”我问他茶呢，他说摔了。我见钓鱼台特制的薄胎粉彩茶碗已经在地上摔成了两半，又发现台灯上的有机玻璃也碎了。这时电话铃又响了，他在接电话时又打了几个趔趄，我才发现他的腿又不中用了。他勉强吃完中午饭，回房间的途中，我又发现他的两个胳膊肘上有很多灰。我小声地问他，你真的是摔了一跤吧？他说，不是真摔还是假摔？我才大吃一惊，问他摔着没有，他说没有事。下午我和老翟说给他换上地毯吧，上午他摔跤了。在铺地毯时，他和老翟说：“我在画画时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病人，只管看着画面向前奔，忘记了腿脚不利索，碰倒了椅子，又碰倒了台灯，茶杯也掉在地上了，给你们找麻烦，真对不起。”老翟严肃地对我说：“从此你再也不要离开他，如果你有事一定得打电话给服务员，让他们过来两个人。”我看见这情况不能不害怕，不用他说我也再不敢离开黄胄一步了。

　　黄胄9月29日由钓鱼台搬回家。断断续续在钓鱼台的两个多月里，他完成了以新疆拖云的生活为基础的《欢腾的草原》，以天山哈萨克民俗“姑娘追”生活为基础的《姑娘追》，以塔什库尔干的中小学生为基础的《女教师》、《驼背上的小学生》、《育羔图》等大型作品，画了约百幅小品。后来石齐来到我们家，说：“老师真了不起，他还是一个病人呢，画院的工作这么忙，这么复杂，他能完成这么多的画，简直不可想象，真是一个超人啊！”

　　1983年5月，黄胄的病情已经比较稳定了，他像往常一样接待客人、画画。6月1日开人大、政协会，会议中间还接待两会美术界代表，参观了黄胄他们筹划和建设中的中国画研究院。听说当天要在电视上播放，可是我和黄胄守在电视旁却没有看见有什么报道。6月20日政协会结束后，谷牧副总理直接交给黄胄一个任务，就是以中国画研究院的名义，组织一批著名画家为中南海紫光阁和国务院各会议室，和即将开工的首都宾馆绘制一些画。在这节骨眼上，梁缨要出国了。一想到我在18岁离开了家，离开了父母就再没有回去过，心里就烦躁不安，如果女儿也像我一样，何日她才能回到我们身边？此时我们已经很后悔了，让她这样远隔重洋去漂泊，实在是不放心，但是为了她的前程我们必须狠下心来。大女儿走后，小女儿梁穗在南苑文化部办的干部学院学习，黄胄和我更感孤单寂寞，幸好要为中南海画画了，干一番事业可以填补我们内心的空虚、孤独、烦恼。

　　南北画家云集中南海

　　国务院派陈贵、小宋为代表和黄胄、李延声进行联系，黄胄在画家圈中人缘一直很好，画家很快就组织起来了。先是集中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因为没地方画大画，就搬到了东交民巷15号西哈努克在北京的官邸里。黄胄和黎雄才、程十发、白雪石、王天一住在三号楼，谢稚柳、陈佩秋、余致贞、刘力上等在二号楼，陆俨少、梁树年、李延声等在四号楼。一时间，南北画家云集一堂。黄胄又在四号楼专门安排了以中国艺苑为主的裱画工作人员，专门给画家们作修补托裱服务。

　　按计划，国务院第一会议室和第三会议室都要布置，黄胄他们先是画了春江柳荫的《孩童嬉水图》，又画了上百匹骏马驰骋在草原上的《牧马图》，接着就画那幅以塔吉克族为背景的宽八米多的巨幅《叼羊图》。画大画时的场面是非常壮观的，画的颜色也是很讲究的，那些特别粗的颜料粉末都要在他指导下经过精心调制。这些画跨度大，要有整体感觉，就得忽而退远，忽而走近观察，不管线条、色块，都得作整体安排。通常他用毛笔画画时，我们旁边总有两个人帮助他，一个人扶着他来回走动，另一个人帮他推放砚台、墨和颜色的小车。服务员小宋或小田总是有一个在这里，如果没事就研墨，研颜色。

　　1983年10月5日，为中南海画的画大部分都画好了，也布置在会议室了。中日友好协会陪同日本画家平山郁夫一行来参观，平山先生不断地夸奖黄胄的画，他说：黄胄的画充满了生气，画中的人比当地的人还美。后来王震将军也来了，他非常喜欢黄胄的画。他说黄胄画的地方都是他到过的，他很怀念这些地方。黄胄以艺术的手法充分表现那里的人情物貌，他说新疆政府和人民应该给黄胄记一大功，发给他一个大勋章，因为黄胄把新疆画得太美了。

　　中国的画家就是这样可爱，只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创作环境，就会尽心尽力地工作。陆俨少、谢稚柳、陈佩秋、梁树年、田世光、白雪石、余致贞、刘力上都已是古稀之年了，他们为中南海会议室绘制了几幅大画，同时也画了不少布置国务院办公室及首都宾馆的小画。黄胄则更加努力，两米以上的大画画了六七幅，两米以下的画约有六十多幅。这些工作做完以后，《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一批画家为中南海做出这样重大贡献的消息。消息传来，各方面打来很多电话，有的要采访，有的要请这些画家吃饭，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我多么愿意永远保留着对那些春天的记忆，不愿扫去这鲜活的一幕幕……

　　摘自《档案春秋》201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