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租住在上海石库门老屋底层，楼上的二房东杨先生在外滩海关做，进出总提着一根司的克，很有派头。每个月的月初他下楼来收房租和水电费，而且总是晚上来。

　　那时候水费是按人头算的。电费么，因为每栋楼只有一个火（电）表，每家的用电量按照灯头来算。灯头的功率，二房东只允许你用25瓦的，俗称25支光。杨先生晚上来收电费，假如发现屋里很亮，他会疑神疑鬼地看，怎么换灯了？父亲就会气愤地说，杨先生你眼睛张张大看呵！有一次父母不在家，家里“小鬼当家”，前屋后屋同时亮灯，偏巧杨先生来收电费，他看了不高兴，说你们小开呵？派头介大！怪不得电费这么高，我要告诉“大无锡”，收作你们！事后父亲勾起中指敲我们的小脑袋，狠狠赏了我们每人两个“麻栗子”。

　　“大无锡”是我父亲的绰号。或许因为他的口音，或许因为他的正直。三十年代，父亲从无锡乡下跑到上海闯荡，想必也是有过雄心壮志的。后来父亲成了一个很本分脾气很倔的技工师傅，他信奉的人生准则是不偷不抢不贪别人的便宜。为了显示自己的清白，也为了能在杨先生面前说话声气响点，家里从此就永远只能亮一盏灯。并且非得等到天色伸手不见五指了才能亮灯。

　　每天晚上客堂里亮了灯，母亲在灯下缝补，我们四五个兄弟姐妹就挤在一张饭桌上做功课，父亲则在街坊与人闲聊。至于上阁楼睡觉是不能开灯的，只能借着楼下客堂微弱的灯光摸索着钻进被头。我那时候刚学会阅读，嗜书如命，无论是哥哥姐姐的教科书还是买东西的包裹纸，凡有文字我都爱不释手觉得新奇。有时候我看得出神，没意识到该是熄灯上床的时候，父亲什么也不和你说就干脆利落地关了灯，我只能一脸委屈恨恨地摸黑爬上阁楼。

　　家里开灯的限制越来越多。夏夜，一家子在门口乘凉，屋里的灯照例是不能亮的，只有对马路老虎灶的灯光水一样漫过来，我就在这样的灯光下看书。冬夜则早早被父亲赶上了阁楼，躲在被窝里，老虎灶的灯光绕过窗棂弯曲地照射到阁楼的墙上，我就把书附在墙上偷看，直到老虎灶的灯光在静寂的夜里暗了，我才黯然而眠。这样看书的结果是视力急剧下降。

　　我后来一直很抱怨我的童年，抱怨父亲，抱怨家里的灯光，抱怨困顿的家境。昏暗的灯光使我早早地就成了“四眼”。

　　1968年9月，我进了工厂。第一天上班，走进车间只听到马达轰鸣，喊话也听不清。我头晕了。师傅却毫不在乎置若罔闻。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培养起对工厂的感情。那时工厂经常停电，电对于工厂的重要远胜于家庭。停电了，工厂瘫痪了。我常常听到车间主任大骂供电局是“电老虎”。 

　　我对工厂印象最深的是每台机床上的一盏铁壳子的工作灯，60支光，甚至100支光，亮堂堂的。冬天，我学着工人师傅双手抱住铁壳子，发烫的铁壳子带给我丝丝暖意。有些女工甚至把家里带来的铝制小饭盒搁在铁壳子上，把饭盒焐热。车间主任最讨厌我们把灯当作汤婆子取暖，更生气有人走开了，工作灯还亮着。在车间巡视时，他没少关灯。后来他干脆在一台台机床上用红漆喷了标语：“请随手关灯”。有人就称他“关灯主任”。

　　我后来坐了办公室。一次天寒，我正怀抱铁壳子灯埋头工作，“关灯主任”铁板着脸走过来伸手关了灯，然后一声不吭地走了，吓我一跳。70年代，工厂常常接到限时非得完成的军工任务。那时机床设备也不好，加上常常停电，有些活只能半夜加班。“关灯主任”上蹿下跳甚至亲自开着铲车满车间忙乎，脸色更难看，拖累着我们“天大热，人大干”，或者“天大寒，汗大流”。因此我没怎么同情过他。

　　文革后提倡“四化”干部，已经是副厂长的“关灯主任”因为文化水平低被迫离开了原来岗位，郁郁不得志竟英年早逝。直到这时我才悟到，“关灯主任”在车间开着铲车烦躁的时候，也许是他人生最欢的时候。可惜没有了舞台，英雄无语。

　　我想到父亲，他和那位“关灯主任”在某些方面有些相像。他们一生辛苦，在乎的似乎就是做人的境界而非通俗的目的。他们那种平实而日常的人生观犹如过去年代的灯光，即便关了，暗了，消失了，依旧在无声地影响着人们，比如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