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全体会议上，面对党内的老同志们，斩钉截铁地说：要达到在下世纪上半叶实现现代化的新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

　　邓小平的这个结论首先来源于他对中国几百年闭关自守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他说：“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和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

　　邓小平下决心实行对外开放，显然还是对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敏锐观察的结果。邓小平说过：“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一个经典式论断。战后世界发展的显著特点是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并形成全球性扩散，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这为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用先进技术和管理，利用国际分工的好处，跳跃式追赶先进水平提供了千载一遇的机会，同时又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激烈的国际经济和技术竞争的挑战。不能在这种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国度，将会被历史再次抛在后面。

　　对外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人们对资本主义的恐惧，怕对外开放会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邓小平直言不讳：“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他坚定地说：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

　　1984年10月，北京召开了一次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邀请许多国家知名企业家与会。邓小平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见与会代表。会见于10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进行，邓小平高兴地说：“这么多国际的著名的企业家、金融家一块到北京来，体现了各位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的发展的关注。”“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

　　邓小平说这番话时，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在座。这次会议正是为庆祝中信公司成立5周年而筹备召开的。会上，邓小平还向外宾介绍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肯定了中信公司对我国开放事业的作用，把中信公司推荐给了国际经济界。邓小平为中信公司题写了“勇于创新，多作贡献”8个字。

　　荣毅仁生于1916年，193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正值日本全面侵华。年仅弱冠的荣毅仁开始辅佐父亲经营庞大的家族企业。先后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逐渐成为荣氏20多个家族企业的代表。建国前夕，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大陆，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1956年，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把自己的商业“帝国”无偿交给国家，为新中国的工业振兴作出了卓越贡献，赢得普遍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以老市长身份，为荣毅仁助选上海副市长，指出：因为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应当选为政府领导人。1957年，荣毅仁出任上海市副市长。1958年，毛主席要选择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位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荣毅仁。后来（1959年），荣毅仁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可以说是邓小平对荣毅仁最早的一次“点将”，这次“点将”，过去鲜为人知。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复出，他与其他中共领导人请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时是1978年。

　　邓小平希望荣毅仁摆脱行政工作，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希望围绕开放、创汇、引资，能创出一条新路来

　　第二次“点将”是在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中国的大地。

　　1979年1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代表聚集北京，准备举行会议。会议前两天，荣毅仁等5位知名人士接到通知，说邓小平要见见他们，想和他们谈谈。到底要谈些什么，他们并不知道。

　　17日，人民大会堂暖意融融。邓小平迈着矫健的步伐和大家打招呼。坐定后，他向大家介绍了20多天前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情况。邓小平说，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就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即将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要改革，要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希望党外人士也都行动起来。邓小平说，党中央对党外人士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多出主意。

　　会见时，邓小平谈到，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足，资金也不足。过去国家在经济建设上耽搁的时间太多，不搞快点不行，但又要不重犯错误，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此前，在召开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第一书记会议上，邓小平专门讲到了利用外资的问题，指出：“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

　　邓小平深知，这几位原工商界人士熟悉商品经济，有实践经验，完全可以大有作为。

　　荣毅仁回忆说，当时拨乱反正刚刚开始，大家思想上的一个疙瘩是摘掉资本家帽子问题。

　　邓小平态度鲜明地说道，原工商业者早已不拿定息了，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他强调指出，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工商界的人也要用起来。应该把有真才实学的人找出来，让他们好好发挥作用。

　　邓小平希望荣毅仁摆脱行政工作，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希望围绕开放、创汇、引资，能创出一条新路来。

　　邓小平还明确指出：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