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明与周艳梅是上海书籍装帧界难得的夫妻档，两人获奖无数，两次双双入选十大设计师

　　刚落幕的2014年书展再次刷新了参观人数与图书销售的数量，然而，在这些热闹的事件背后，则有一批专注书籍装帧设计的上海设计师参与推动“中国最美的书”的设计品牌。尤其在纸质出版物面临电子化读物剧烈冲击的当下，他们对于纸质书籍的执着，反而激活了电子阅读无法取代的纸质美好。

　　电子阅读无法取代的纸书

　　细心的爱书人一定会发现最近几年书籍的变化，以往只会出现在版权页上的“装帧设计”，逐渐出现在书底，甚至腰封的宣传文里。越来越多读者从选择作者、译者、或是出版社的版本，到现在开始会为了某位设计师出品的书，决定是否买下它。制作书籍的幕后设计师，也随之转换了身份，除了考虑到与主题契合，他们还得考虑能够提供视觉以及触觉上舒适的阅读体验，甚至适合摆在怎样的书架上，令一本书籍可以宛如一件艺术品一般，成为书桌上的风景线。

　　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以及“中国最美的书”评委会联合推出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新书《上海书籍设计师作品集》中，就记录了影响上海书籍出版“面孔”的十位设计师。实际上，这已经是上海书籍设计师的第二次集体亮相。早在1991年，当时还被称为“装帧艺术”的书籍设计，曾在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上海装帧艺术作品选》中展示了68位上海设计师的346件书籍作品中得到展示。从“书籍装帧”转而到“书籍设计”，这个行业内蕴含的技术含量与设计师自身的思考则愈发重要。并且，伴随着10年前，新闻出版署委托上海新闻出版局引进了德国莱比锡书展的重要奖项，“中国最美的书”图书奖评选，一本书的内容到形式是否“美”，便显得尤为重要。

　　书卷气与商业气

　　“我过去就和我的客户说，如何能在最短时间内辨别这位设计师优秀与否，那就是看他的客厅里有没有一个占了一面墙的书架”。作为二十多年后出现在上海书籍设计领域的“新设计师”姜庆共，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平面设计师。他依靠自己的广泛阅读，从书籍中读出设计师的视觉语言与用意，反而推敲出属于自己的个性。在他看来，作为书籍设计师首先得拓宽自己的阅读广度以及数量。毕竟设计师在视觉中呈现出的是他对于这本书的理解。

　　对于1992年就进入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工作的设计师姜明来说，为什么设计师需要自己阅读完书籍后再动手设计，背后蕴含的则是自上海近代出版业萌芽起就强调的“书卷气”。他说，“有时候光看书名是不知道内容的，特别是碰到抽象的书名，除了看书之外，与作者的交流也很重要”。即便是从业几十年，他依然习惯先用一张纸与一支笔来思考最适用一本书的设计方案，“因为用最简单的方式才能做到静心”，等到自己心中大致确定方案后，再用电脑制作完成稿。

　　但是在浓郁的书卷气背景下，商业气息给设计师们带来的冲击却并不是负面负面的。因为书籍这个特殊的文化商品关系，所以设计书籍正如设计师张志全所说，“毕竟不是一项表现自我的工作，设计师的任务是体会每本书所传达的信息，尽力取悦读者。”甚至是通过设计，让原本对阅读缺乏兴趣的读者，重新萌生阅读的快乐。用负责《故事会》杂志设计、同时又设计诗歌类图书的周艳梅的话来说，“设计师提供一种自然的风格，能让读者平静地阅读。”

　　缓慢生长的上海书籍设计

　　从上一本的68位上海设计师，到此次10位设计师的合辑，也透露出上海书籍设计领域的现状。与过去出版行业相比，市场冲击下的新型出版则对行业内的美术编辑有着更高的要求，以及工作量的标准。这也造成了年轻设计师苦于无书、无好书设计，无法积累必须的工作经验。

　　姜明遇到过可以等待他耗费9个月时间、反复调整后出版的书籍《风流石癖》，售价7000元的戴敦邦作品全集，或是只有几天时间内必须完成的设计书籍。然而，他也发现，现在刚进出版社工作的年轻美术编辑却越来越缺少锻炼的机会。一方面是作者和出版机构愈发看重书籍的品质，会挑选自己觉得合适的设计师，不可能让没有经验的新人来担任一些重要图书的设计。“这种现象的长期积累，就会造成装帧设计师的青黄不接。在设计师的培育方面，北京就做得非常好，这也造就了目前北京成为全国获得‘中国最美的书’称号品种最多的城市”。

　　同时指导平面设计专业学生毕业设计的姜庆共则觉得，“上海的缓慢或许可以更长久地保留本地的设计气息”。在1980年代出版的书籍中，他认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文艺读物封面，由于手工绘图和设计，带着一股“欲言即止，恰如其分”的意味，堪称那个时代中国书籍设计的典范。在当下“过剩”的设计师群体中，反而可以借这个缓慢的节奏，安心积累自己的阅读量和专业技术。

　　无论如何，这些依然在纸质阅读世界中为书籍塑造精美形象的设计师，对是那些耸人听闻地宣称“书籍必然消亡”论调的宣战。因为电子世界再如何的声、光、电，都无法取代翻开书页时的纸墨香气，以及翻动纸张时身心体验。就像设计师张璎说的，这几位上海书籍设计师所做的，正是“将纸媒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