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日军将侵华战火悍然烧向上海，许多人纷纷逃离，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却毅然选择留下。此时此刻，郑振铎甘愿留在战火骤起的上海的最大动因，就是为了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本文叙述郑振铎先生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的经历、艰辛和成果等，摘自《都会遗踪》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论丛第十三辑。

　　在战火中毅然选择留下

　　世上爱书（包括古籍文献）的人不知凡几，但爱书能像郑振铎那样，不仅为一己之爱，更体现在为国家而爱者则不多。这就凸显了郑振铎爱书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当然不会凭空出世，而得经由思想浸润，然后慢慢从骨子里一点点渗透出来，再化显在其具体行为中。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37年8月13日，当日军将侵华战火悍然烧向上海，许多人纷纷逃离，时任上海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郑振铎却毅然选择了留下。此时此刻，郑振铎甘愿留在战火骤起的上海的最大动因，就是为了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郑振铎曾在以纫秋山馆主人名义为《明季史料丛书》作的序言中写道：“语云，亡人国者，必亡其史。史亡而后，子孙忘其所自出，昧其已往之光荣，虽世世为奴为婢而不恤。然史果可亡乎？……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郑振铎在国难降临之际，不避艰险，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的动力，盖缘于此。将时针倒拨五年，郑振铎一定忘不了，1932年1月28日，日军飞机盘旋在上海闸北上空，将一颗颗血腥的炸弹扔下大地时，指挥这场野蛮轰炸的日军指挥官的狂妄放言：要灭亡中国，必先消灭中国文化；要消灭中国文化，必先消灭承载中国文化的传承之地！接着，日军指挥官悍然下令：炸毁坐落在闸北的“承载中国文化的传承之地”——商务印书馆！就这样，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矗立在上海闸北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很快就在一阵阵凄厉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变得千疮百孔！只一瞬间，藏于其中无计其数的浩瀚中国珍贵古籍文献，在一股股浓烈呛人的硝烟中化为灰烬，建筑则成为一片废墟。

　　在这场史称的“一二八”淞沪战役中，日军不仅把商务印书馆毁于一旦，也让嗜书如命的郑振铎个人损失了几十箱藏书。在为《中国版画史》一书写的长序中，郑振铎关于个人聚书情况，交代得更为详细：“凡兹所收图籍类多得之维艰，或节衣缩食，或更典售他书以得之，有已得之，竟以无力而复失去，有获一见，而力不能收，竟听其他售。一书之得失，每至形之梦寐，数年不能去怀。”又说：“集此千数百种书岂易事乎？往往斥半月粮，具大决心，始获得一二种。岂富商大贾，纨绔子弟辈之以书饰壁壮观者所能知其甘苦？殆如猩猩血，缕缕滴滴而出，无一非呕心镂肺之所得耶？”如此千辛万苦、聚沙成塔积累起来的藏书，如今不幸遭遇灭顶之灾，当事人所受到的身心巨创，岂是一般人所能体会。孰料，这样的心痛继“一二八”淞沪战役，五年后竟再次让郑振铎感同身受：“‘八一三’大战爆发，则储于东区之书，胥付一炬。所藏去其半。于时，日听隆隆炮声，地震山崩，心肺为裂。机枪拍拍，若燃爆竹万万串于空瓮中，无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辄睹光鞭掠空而过，炸裂声随即轰发，震耳为聋。昼时，天空营营若巨蝇者，盘旋顶上，此去彼来。每一弹下掷，窗户尽簌簌摇撼，移时方已。对语声为所喑，哑不相闻。东北角终日夜火光熊熊。烬余燋纸，遍天空飞舞若墨蝶。数十百片随风堕庭前，拾之，犹微温，隐隐有字迹。此皆先民之文献也。余所藏竟亦同此蝶化矣。”这成了郑振铎久久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对此，与郑振铎同时代的作家唐弢曾写道：

　　大约是（1937年）八月二十日前后吧，战争正在进行，有一次我去看他（郑振铎），他一反常态地站在窗口，独自望着院子里出神，我悄悄地绕到他身后，循着他的视线看去，院子里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我轻轻地叫了声“郑先生”。他转过身，见到是我，一把将我拉到窗口，指着院子里的天空说：“你看！这些书……这些书！”

　　我没有看到什么书。闸北大火以后，烧过的纸灰和焦片飘浮到租界的上空，有一两天，空气里散落着灰烬。我知道西谛（郑振铎）有一部分写俗文学史的资料如弹词和宝卷，寄存在梧州路书店仓库里，那儿正是火线，保不定会付之一炬。但说梧州路烧掉的纸片飞到了庙弄郑家的院子里，我却不相信，距离实在太远了，除非这些书也像人一样通灵性。然而西谛是相信的。他认为这些都是从那里飘过来的纸片，而且其中就有他的弹词和宝卷。

　　“都变成灰烬了。”他叹息说。

　　自“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成为“孤岛”起，至1941年岁末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侵入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约四年间，中国珍贵古籍文献迭遭厄运。尽管个人藏书遭遇灭顶之灾，但当国难降临，嗜书如郑振铎，在经历个人大损失时，他更看到了国家遭到的文化巨创。此时他还发现，当时上海流散着许多线装古籍，其中不乏珍本善本书，尤其是北京（当时称北平）和其他内地好书，它们的拥有者一时间纷纷汇聚在上海寻找市场。郑振铎和他们中不少人都认识，所以后者也愿意先期将欲出售的书籍先让郑振铎过目选购。这就使郑振铎有机会及时发现一些具有珍贵文献价值的好书。

　　这时候一个现象引起了郑振铎的警觉，那就是此时有一些日本人、美国人、汉奸也在千方百计搜集收购这些在战乱中流散的中国古籍文献。这一发现令郑振铎大吃一惊。他后来在所著《劫中得书记》一书中写道：“然私念大劫之后，文献凌替，我辈不留意访求，必将有越俎代谋者。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每一念及，寸心如焚。祸等秦火，惨遭沦散。故余不自量，遇书必救。大类愚公移山，且将举鼎绝膑。”他还曾经这样慨叹：“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入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文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后来的事实果真被郑振铎不幸言中。

　　不久即有外电传来，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曾踌躇满志地自诩道，“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着，品类毕备”；该主任旋放言，“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至华盛顿，以求深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振铎决定留在战火笼罩、硝烟弥漫中的上海，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的行动之中。他已清醒地意识到“此数月中诚江南文化之生死存亡关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