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18日，本版刊载了裴伟先生所写的《小议〈弟子规〉》一文，于是联想到了“二十四孝”。在传统蒙学读物中，“二十四孝”或许流传最广，几乎妇孺皆知，这同它有成套的图画有关。所以，“文革”结束后，社会上最先重提者就是它。

　　要说“二十四孝”，先得提一下《孝经》。《孝经》是《十三经》之一，相传为孔子所作，又说是孟子或孟子门人所作，它的宗旨在于宣扬儒家所提倡的孝道。《孝经》有18章，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可见它的重要。而内容呢？“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并非只是对父母好，而是安身立命，贯串每个人一生的。在依次阐明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各级人物行孝的要求和规范后，对庶人——老百姓，提出了“谨身节用，以养父母”的任务。其具体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此“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总之，生老病死，对父母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都要侍奉好，这才谈得上行孝，绝不能马马虎虎走过场的。

　　比起《孝经》来，“二十四孝”的出现要晚得多了。它实际上是《孝经》的一份例证和图解，举了24名行孝道的典型人物，用他们的故事来感化大家。从虞舜开始，到宋代黄庭坚结束，作者是元代的郭居敬。在每则故事后面，他还都题了四句诗。从此，它就成了《孝经》的附录，它通俗、形象又有插图，知道的人明显地比《孝经》还多。

　　怎么看待这部作品呢？鲁迅先生早在1926年写的《二十四孝图》（《朝花夕拾》）中就对它进行了嘲讽和批判。尤其对其中的老莱子“戏彩娱亲”和郭巨“为母埋儿”，两则故事更是给予了尖锐的剖析。前者“装佯”、“诈跌”的虚伪，后者几代人之间的生死对立，都是违背人情与人性，都是反人道的。至于孝能感动上天，常有出乎意料的可喜结局，更是违反科学，不啻服麻醉剂解痛，是千万相信不得的。当然，同时应该看到，鲁迅先生的矛头并非直接针对这些具体作品，而是首先“诅咒一切反对白话者”，完成“新文化运动”的需要。

　　如此说来，“二十四孝”便一无是处，应该把它从弘扬的“传统文化”中剔除出去了？对此，我不敢苟同。如同裴伟先生所说，《弟子规》的“思想核心”是“驯致”，那么 “二十四孝”的宗旨也在于培养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都不是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己任。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时代的烙印，时代的局限嘛。然而，它所提倡的原则和要求，却是传承了千百年，并确实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便是典型人物，有的至今仍有可取之处。近日，王岐山同志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基因，德治礼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汲其历史智慧，发挥其教化作用，为依法治国提供文化营养。在“无视规矩，不讲廉耻”风行一时的今天，这番话很有现实意义，“二十四孝”的作用也应适时适当地发挥。

　　一位教授说，传统文化的传授，要解决“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的问题，说得很对。其实，许多同志已经先走一步，扎扎实实地取得了成绩。一例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郑开慧早在2006年就编写出版了一本《新二十四孝》（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介绍原二十四孝内容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了24个行孝故事。既保留了一些古代人物的事例，更选录了不少当代人物的格言懿行，很有时代特色。可惜这本书影响不大，有待进一步加工改进。另一例是孔孟的家乡山东，广泛建起了“儒学讲堂”，覆盖80余万基层群众，而突破口正是“深挖孝德文化，以孝治村”。更值得赞扬的是，不少教授学者“背着干粮给孔子‘打工’”，宣讲传授不仅分文不取，还以村民普遍关心的孝道为切入点，采取故事化、生活化、互动化的方式授课，赢得村民的欢迎。

　　看来，传统文化的传承工作正在方兴未艾地推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