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张爱玲在常德公寓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华，她从1943年夏起，没用太长时间就迅速走红，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已发表。至1947年，她又随姑姑搬入卡尔登公寓（后来改名长江公寓，今黄河路65号），直至1952年夏赴海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在美国洛杉矶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小团圆》中，仍情不自禁地糅入了不少昔日寓居常德公寓时的旧事。

　　嘉禾里

　　郁达夫度过一段清苦而安逸的时光

　　常德路81弄（嘉禾里）1476号和1442号，是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郁达夫在沪旧居。这里的一幢幢两层房屋是犹太人哈同出资造的，前弄为东洋式住宅，无天井；后弄为石库门房屋，有天井，多建“三层阁”和“老虎窗”。

　　1922年7月中旬，郁达夫结束在日本的多年留学生涯，从神户搭船回国。在沪落脚期间，他回首以往经历，深感生活的艰辛，便更关注底层劳动大众的疾苦，并把这融入自己的作品。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朋友家中邂逅“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王映霞，便希望“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王映霞的芳心逐渐被郁达夫的热情和才华所打动，但她明确提出想要同自己结合，他必须先与目前的妻子孙荃离婚。经过一段时间的你来我往，他们的情感已达到白热化,遂于6月订婚；翌年2月，两人在杭州举行婚礼，柳亚子誉之为“富春江上神仙侣”。接着，夫妇俩在沪租下嘉禾里1476号。

　　那时，郁达夫的经济状况不佳，所以借住的嘉禾里1476号，属于条件较差的前弄，每月租金八元；使用面积也不大，只有楼上一间正房光线比较充足，从亭子间南窗望出去是静安公墓（今静安公园），一座座坟上的大理石“安琪儿”都看得挺清楚。尽管家里的木器均是从店里租来的，连电灯都未安装，但这里仍是个温馨的地方，夫妇俩没把住址告诉友人们，因而无亲友来打扰；在房间里坐得闷的时候，他们就一起谈过去、谈未来，再谈尚未出世的小生命。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借住在嘉禾里1442号，属于条件较好的后弄，每月租金十二元；因互相住得近，她一日三餐都在娘家吃。

　　王映霞的母亲后来搬走，郁达夫便改租嘉禾里1442号，一直住到离开上海。王映霞初为人妻，一点家务都不会做，煮饭不知道该放多少米、放多少水，烧菜不知道该放多少油、多少盐，常出洋相；往往在王映霞正手忙脚乱之际，郁达夫可能恰好写出一段好文章或一些妙诗句，他会跑到灶间里来把妻子拉上楼，让她先看一遍、读一遍，这样一顿饭常要做两三个小时。于是，郁达夫提出：要学会烧好吃的菜，就得先出学费；他带着王映霞到大大小小的饭馆里去品尝了几天，把一个月的稿费全用光，她仍没学会烹调。王映霞并不气馁,她通过反复实践终于慢慢地学会烧菜，而且学会了缝纫、洗衣等。

　　傍晚时分，郁达夫和王映霞常走出嘉禾里，到树下散步。在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和愚园路，有时会遇见从曹家渡过来的独轮车揽生意，他们便分坐在车的两侧，手牵着手，一路上和后面的推车人聊着天，真是别有情趣；回到家里，两人往往仍很兴奋。王映霞的《我与郁达夫》提及：“饱尝了欢乐的两颗心，觉得已经再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愿望了。在散步散得有一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着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的。”可以说，他们在这里是清苦而安逸的。

　　然而，郁达夫在寓居嘉禾里的近五年中，并未只顾小家，在坚持创作的同时,曾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宋庆龄等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席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成立大会；另外，他还在1932年2月4日，与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谴责侵沪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 

　　当年，嘉禾里居住着教师、店员、司机、售票员、小贩、黄包车夫等，显得较杂乱。1933年４月，郁达夫和王映霞移居杭州。而嘉禾里在风雨中度过七十余个春秋后，终于走到生命的尽头，于2002年被列入拆迁计划，不久就被夷为平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静安寺车栈”

　　申城电车交通发轫之处

　　常德路80号，曾为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所设“静安寺车栈”。这里可算申城电车交通发轫之处。

　　1905年10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英商布鲁斯·庇波尔公司签订合约，给予电车经营权三十五年；翌年3月，经营权转让给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其法定资本为七十万英镑，开办实际资本为三十二万英镑。1906年4月，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动工铺设电车轨道；接着，又在赫德路(今常德路)购地十二亩兴建“静安寺车栈”，内置钢柱支撑的波形铁皮顶房一座（面积近六千五百平方米），还有票务结账间、车务间、打铁间等。

　　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通车，从静安寺出发，经过愚园路、赫德路（今常德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向东行驶，到外滩向南，抵上海总会（今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全程逾六公里，车厢分头等、二等。1914年11月15日，上海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通车，行驶于郑家木桥（今延安东路、福建中路口）和老闸桥(今福建路桥)之间，全程逾一公里，设两个站，车厢也分头等、二等。到1936年底，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的资本增至六十余万英镑，已拥有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各百余辆，共开通线路二十条。

　　昔日，张爱玲所住的常德公寓离“静安寺车栈”不远，她有时会伫立阳台看电车，她写于1943年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说：“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坦露着白肚皮。”阅读着这段生动描述，能让人犹如身临其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随即被侵沪日军控制；抗战胜利后，仍由英商经营，但线路缩减为十三条。上海解放后，英商无心经营，致使亏损严重。1952年11月，该企业被征用，成立上海市电车公司；1957年6月，汽车、电车企业全部归并于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

　　摘自《档案春秋》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