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请她与我面对面落座。她挪动一下椅子，调整一下坐姿。

　　“请把座位位置复原”。我略带命令式的语气，令她顿生疑惑。她还是欠身把座位挪到接近原位。这是摄像机镜头对焦过的定位。

　　我说：“可以了。”会议室日光灯渐暗，前后左右的新闻灯光一齐射向了她。

　　“你们这是？”她似乎猝不及防。

　　“我们要做一次电视采访，一会儿你就习惯了。”我以为她不习惯这灯光的集聚照射。

　　“等一下。”她迟疑了，显然没有思想准备。

　　“我是否可以拒绝？”她用商量的语气，表达的是一种难以改变的决定。她是街道办事处邀请的采访对象，我们作为接受委托的电视制作机构，无权表示态度，必须请示“有关部门”。

　　“你等一下。”新闻灯收光，会议室恢复平静。

　　我快步走向街道机关办公室。这个街道正在开展“好家庭”评选活动，将从社区21万多人口、8.2万多户家庭中推选10户“好家庭”。辖区内的驻地部队、学校、医院、警署与居民区，还有工会、妇联、共青团及民政、司法等各群众团体与各条线，纷纷推荐候选家庭。今天这位采访对象由司法系统报送，曾引发过一点争议。

　　来者是家庭主妇，也就是她，曾经是“罪犯”，因为虚开增值税发票被判刑5年。她追悔莫及。刑满之后，一心想“将功赎罪”，带领全家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一次次向弱势群体捐款献爱。左邻右舍有好评，司法系统多次表彰。能否入选“好家庭”，意见不一。

　　有人认为，犯过罪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参评。也有人认为，判刑已经是对罪犯的惩罚，不能惩罚一辈子，更不能株连一家子，要鼓励刑满释放者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基层单位领导取后者意见，将事迹材料上报街道党工委获通过。这次表彰活动将运用电视纪录片方式，弘扬“好家庭”的先进。于是，她被安排电视采访。

　　街道宣传部门希望我了解一下来者拒绝采访的原因。我回到采访现场，还未开口，她主动作了一番补叙：“我不想让更多人晓得我的过去。家里还有丈夫、孩子，不希望他们因为我受别人家歧视。”她感谢政府抬爱，这次入围“好家庭”完全出乎她全家人意料之外。她表示很高兴接受这样的殊荣，也愿意被宣传，只是不想形象出镜，文字宣传听凭编排。她原以为今天是接受报社记者采访，所以来了。看得出，她还是非常珍惜这个荣誉；同时更珍惜自己家庭的声誉。她爱家，她不愿意因为自己过去失足殃及全家的尊严再受伤害。这是公民一种维权意识、自我保护意识的勇敢张扬，彰显一个民族的心智走向成熟。

　　社区党工委领导听取汇报之后，当机立断，取消了对她一家的电视拍摄。他们还决定，表彰大会上，请他人替代这个“好家庭”登台领奖。这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个特殊“好家庭”的尊严由此获真诚的维护。

　　约翰·高而斯华馁说过：“人受到打击有种种不同，有的是在背椎骨上，有的是在神经上，有的是在道德感受上；而最强烈、最持久的则是在个人尊严上。”那些曾经误入歧途的“罪犯”，遭受尊严的打击咎由自取，然而，一旦他们“恢复人身自由”，应当享受公民应有的平等政治权利。社会不仅要注意关心他们的住房、家庭、就业等，还要努力帮助他们“找回”，而不是随意挫伤他们的生命尊严，即使出于善意也要注意。这是一个给予每个公民人生荣誉机遇的阳光社会应有的心理环境。也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积聚更多“正能量”。

　　应该说，大部分机构的领导及好心人也都愿意随时发现他们的点滴进步，给予热情鼓励，只是有时候不注意方式方法，往往结果也许“好心做坏事”，尊严被普列姆昌德称作：“对人来说最最重要的东西。”因此，越发觉得一位哲人说得好：“尊重他人，是一门学问，更是人生一片风景。”

　　对我来说，这次电视采访以失败告终；而对这个特殊“好家庭”来说，这个难说成败的事件，清晰地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在今天中国，政治清明，社会豁达，民众的个人意志与生命尊严，从未得到过如此真诚、高度的尊重，包括是曾经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