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住问题的探讨包括以下几个问题：居住到底怎么改变中国？在哪些层面改变了中国？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改变？开发商有什么用？建筑师又在扮演什么角色？
2012年王澍获得国际建筑界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被视为中国建筑或居住的标志性事件。这个奖不只是颁给个体建筑师，更大的意义在于王澍所处的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大背景。颁奖委员会借此提醒，中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既要保持悠久独特的文化传统，又应关注世界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
建筑的核心是感性还是理性，或者说是艺术还是技术，一直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摒除业主意见和资金条件，还有容积率、楼间距、层高、方位等一系列规章之后，建筑师还能在设计中加入多少感性因素，确实值得怀疑。但如果是建造自己的家，就像作家写作私人小说或自传一样，可以随心所欲了。20世纪以来，建筑师的自宅，还有他们为亲朋好友设计建造的住宅，不仅是重要的风格宣言，更是蕴含特殊感情的房子。正如柯布西耶在描述他为母亲建造的房子时感叹：“我的母亲涵盖了这里的太阳、那边的月亮、远处的高山、近旁的湖泊，以及这个房子。”将母亲的形象与房子、与自然重叠在一起，感性战胜了理性，这在现代建筑旗手以“为了居住的机器”构思之初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说起居住的丰富性，我就回想起几年前去福建南部“土楼”探访的经历。我们从永定县城开车大约两个小时，青山绿水间，猛然冒出若干巨大的圆形建筑，顶着黑黢黢的蘑菇状屋顶，就是客家人家族聚居的土楼了。超现实的造型，难怪曾被从卫星上看到的美国人怀疑是UFO（不明飞行物）。踏入土楼，从最高层俯瞰屋檐围合出的圆形空间，俨然一幅八卦图——“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祖堂为圆心，供奉着祖宗牌位，也是家族共商大事的场所。圆心向外是四个同心圆，环环相套，渐次升高，犹如罗马大角斗场：第一圈由两个半圆形天井围合；第二圈高一层，是旧时的书房；第三圈高两层，为客房；最外面的第四圈是住房，高四层，又分八卦，每卦八间，共64户，而且每一户都大小均等、外观相似。正如空间形态上遵循八卦图设计，家族中的每一支、每一户、每个人也被严格安排在固定的位置上。内部的功能分配简单扼要，一层是厨房兼餐厅，二层用作谷仓，三、四层是卧室。土楼的空间架构看似自然而然，其实，它是当地人长年累月智慧与巧思的结晶。营造土楼的生土和木材就地取用，高墙和小窗利于地处边远的客家人对外防御，而内部层层叠叠的向心围合又适应了独具一格的大家族制度。
1964年，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曾举办了“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展，策展人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展示了一些被自“帕提农神庙”开启的西方主流英雄式建筑史所遮蔽的风土聚落，和客家人的土楼一样，都是由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人们根据群体经验、自发的并且是持续活动创造而成的。以现代价值观来看，这些前现代住宅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但却让人从中感受到居住者蓬勃的生气、对居住的强烈渴望所产生的力量，以及现代居住环境中所没有的质朴内涵。鲁道夫斯基把这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建造者们的设计哲学和实践知识看作是发掘已陷入混乱城市重围之中的工业时代人类灵感的源泉。他认为，由此衍生的建筑智慧超越了经济和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并且日益令人烦恼的课题——人类如何生存并且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有趣的是，这些“没有建筑师的建筑”日益被建筑师们关注。比如2008年都市实践事务所就在广东南海为万科设计建造了一座“土楼公舍”，参照土楼形态，在圆形的弧线上划分出一个个居住单元，试图解决低收入人群在都市边缘居住时的私人居住和公共交流的矛盾问题。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王昀也致力于聚落研究，他在摩洛哥的聚落调查中发现，这里建筑墙的厚度大都维持在45厘米左右，难道每个房子在建造之初都经过力学的计算？原来，当地居民在确定建筑各个部分的尺度时，是依照人身体的相关部位的尺度而设定的，比如墙的厚度是依人肘臂的长度，窗框的宽度是四个手指并拢时的宽度，房间的高度是人直立时高举起手的高度。这样一来，人体的尺度和比例不自觉地移植和隐藏到了住宅当中。
住宅起源于人类最根本的欲望，原本是生活与土地密切相关的人们使用当地材料、依据自己的生活方式亲手打造的，必然会忠实地呈现当地聚居者的风土民情，呈现出丰富多样的面貌。比如泰国曼谷河川旁的水上人家、马来西亚沙捞越岛屿上家族聚居的长屋、非洲西部的红土屋、以游牧为生的蒙古人居住的移动式蒙古包，还有希腊圣托里尼岛上沿陡坡铺就的石灰岩房屋等。
是什么让原本扎根于区域风土特性的住宅，变成现在这样单一化的居住环境？安藤忠雄认为，这正是起因于17世纪在西欧诞生的、名为“现代”的理念。现代住宅几乎都是在以合理性、机能性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建造完成的。得益于技术的进步、社会制度的发达，现代住宅的便利与舒适，是前现代住宅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也因为大家都想追求相同的舒适度，结果却造成全世界无区域差异、单一化的居住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