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一个下午，夏东，一个法国人，开着一家公司，正在翻译我的《便条集》。他不是翻译家，仅业余爱好。尚德兰约我去拉丁区的“文字出版社”取我刚刚出版的诗集，我找不到，就请夏东带我去，他是在巴黎老街上长大的，某条街上的旧贵族后裔。

　　我们走过塞纳河上的桥，那些旧书摊依然在那，我又看见了那位老妇人，她雕塑般地呆在原地，十年前我在她的摊子前站了五分钟，四年前又站了十分钟，和她交谈过几句。

　　我们继续穿过黄色蛋糕般的街道，窄得仅容二人并排的小巷，经过卖鱼的排档、卖奶酪的铺子，卖面包的铺子、文具店、旧书店、公园、教堂和罗马人的废墟，一群学生在里面的空地上踢足球。在一条街上，夏东指着一排旧窗子给我看，瞧，那就是魏尔伦以前住过的房子，我瞟了一眼，立刻忘了。

　　在一条宽三四米的老街上，一家小铺子，玻璃窗被旧报纸遮去一半。入口的小门上面是玻璃，下面是木板，铜门扣。这是我童年时代在昆明看见过的那种书店。那时候，你去什么地方都是旧的，都是人家已经住了上百年，用了上百年的地方，家具、墙壁、闹钟、水杯、茶壶……什么都是老东西。忽然想起曾祖母的房间，在一个画栋雕梁的院子里，她总是躺在一个黑房间的雕花床上，窗子透进一点微光，照出她模糊不清的脸。书店里面的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纸，其实是某位画家的作品。

　　这是出版社的办公室，也是书店，破败而自信。维尔兰女士，像19世纪小说中的人物，臃肿、热情。她看见我在灰蒙蒙的玻璃后面张望，开门出来张开双臂。书店的外间有十多平方米，靠墙的木柜子上陈列着些简洁朴素的诗集，一看就是诗集的样子，倒塌了几本。维尔兰说，大都是外国诗人的诗集。“这一本是你的。”有人经过，在玻璃外面张望，没有进来。来过一位，不是读者，是巴黎的诗人。白发，戴着眼镜，拿了几本书，又出去了。通常来访的都是诗人、艺术家之流，巴黎的一个诗歌小据点。有时候还在这里举办朗诵会，我估计最多可以容纳十几个人，站着七八个，坐着四五个，那场景就像巴黎公社的早期聚会。

　　通向里屋的门口摆着一张小桌子，后面有一把椅子，维尔兰就坐在这里办公，地方小得她每次都要把自己塞进去。这家出版社是她自己的，已经开了20年，赚不到什么钱，维持着而已。后面还有一间，堆积如山的纸张、书籍、报纸，空纸盒……间隙里支着一台电脑，有三个年轻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在埋头工作。这间出去就是院子，19世纪小院子，阴暗的走廊里每个房间都关着门。天井很亮，被多年的打扫打磨得像是桌面，闪着灰色的光。公共卫生间就在院子里，一个小屋突出在廊柱下，专门给一楼的住户或来客用，破旧的深绿色木门，有几条裂缝，洗得干干净净。乔伊斯好像写过这种地方，他寓居巴黎的房子就在附近。只有一个搪瓷蹲坑，便槽已经发黄，那个洞直接通到地下。似乎巴尔扎克或者波德莱尔刚刚出恭走掉。这个书店仿佛在梦里来过，我的诗就是为这种书店写的。

　　尚德兰已经到了，她是我这本诗集的译者，以前翻译过北岛。小巧而精明的女士，我们第一次见面。维尔兰的女秘书端来了小蛋糕、黑面包、咖啡和一点奶酪。我们谈着话，说到中国，维尔兰兴奋起来，她去过青海，对那里的风景印象深刻。她说，站在山岗上大声朗诵她的诗歌。“从未这么做过。”她也是一位诗人。我的诗集叫做《被暗示的玫瑰》，维尔兰给了我20本。蓝色的封面，用我的一张照片做底。这张照片是我30年前在昆明滇池附近拍摄的，那时候滇池平原上只有田野和村庄以及白鹭。有一天我独自骑着自行车漫游，发现来自城里的河，黑漆漆的，镜子般发亮，可以照出我的倒影，我拍了一张。以为是一种奇观，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河都是清澈的，这样的河水太抢眼了。我把这张照片叫做：被污染的河流上的倒影。我没有告诉维尔兰这张照片的历史，她不知道那个倒影就是我的倒影，也不知道河面上出现这样的倒影，是因为它浮着一层石油般粘稠的污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