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来
【嘉宾】
杨如明
虹口区凉城社区秀苑居民区
党总支书记
梁慧丽
普陀区桃浦镇莲花公寓社区
党总支书记
徐刚毅
静安区康定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主持人的话
上海两会于昨日召开。今年，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热点依然聚焦在各类民生问题。2014年，上海市委把“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列为一号调研课题。改善民生问题，需要推动相关政策，更需要离群众最近的社区干部们为各种惠民政策、民心工程做好“最后一公里”的落实工作。这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小巷总理”的社区干部们，是如何用大智慧为社区和谐护航的？他们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急难愁”？
A 关键词：新挑战
从一瓶牛奶到机动车变道都操心
主持人：近几年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一方面，政府推出了许多涉及民生问题的新政策，另一方面，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需求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基层工作联系着两头，三位书记都在社区工作多年，对于这些新变化有怎样的感受？“老革命”有没有遇到新挑战？
梁慧丽：上海城市老龄化严重，现在社区里老人多，尤其是独居老人多，国家对于老人有一些福利政策，但是，具体落实的时候，会因为不同的区域有一些差别。比如，高龄老人可以享受每天一瓶牛奶的福利，在每个区具体落实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有的区85岁的老人就可以享受这个福利，而我所工作的普陀区，老人要到95岁才可以享受这个福利。在工作中有居民就向我们的居委干部反映意见，认为既然是给老年人的福利，应该全市统一，居民们会对我们提出要求：“你们居委干部要为我们老年人去争取啊。”
过去，家里经济条件再差，哪怕失业，一般人也不会把赡养老人的责任推给社会，大家的观念里总是认为，老人是应该由成年子女照料、赡养的。现在，政策好了，有许多人反而将老人推给社会，自己不愿意承担责任。在工作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独居老人是有子女的，只是子女没有和老人住在一起。有些老人的子女住得很远，也有一些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精力照顾老人，还有一些人经济条件不太好，不愿意承担赡养老人的责任，一味地想着怎样将老人推给社会。
关于居家养老，的确是有一些政策的，但是，从我们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和感受到的老人的需要来看，我觉得照料老人的第一责任人应该是子女。社区中对于居家养老会有针对性的服务，可是，老人更期待的是来自亲人的关心。有些老人会很排斥和他结对子的志愿者的电话问候，“我又没有死，干嘛老打电话来！”我们当然明白，老人不是对志愿者不满，其实是因为子女不够关心，老人心里不高兴，把情绪发泄到了志愿者身上。
杨如明：十年前，我们社区综合改造，800多万的一个大项目，当时并没有多少居民对这个项目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者建议。最近，为了社区一条机动车道由双向行驶变为单向行驶的改动，我们发出征询单后，收到了882条来自居民的建议。随着这几年民主进程的推进，居民们对社区管理的参与度提高了。
居民们参与社区管理的自主意识，也为我们的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这个社区有两千多户居民，居委干部只有9个人，我们建立了三个自治管理小组和三个党支部，自治管理小组成员由居民们推荐，3年一届，和居委会同期换届，自治管理小组延伸了居委会工作的手臂，帮助我们的工作更贴近居民。
B 关键词：新矛盾
物业费提价矛盾考验社区干部智慧
主持人：有关房子、物业的问题也是社区工作中经常会遇到的，徐书记能否谈谈您处理过的此类事件？
徐刚毅：过去，小区物业费的事情是物业公司和业委会之间协商，居委会并不参与。近年来，此类事务居委会也参与其中。2012年有栋居民大楼调整物业费，在原先的1.5元/平方米的基础上涨价10%，引起了非常大的矛盾。矛盾主要集中在这个大楼中有大约三分之一居民的房屋是属于售后公房，另一部分是属于商品房，两者的物业费不一样。商品房居民的物业费是1.5元，而售后公房的居民的物业费是三角几分。物业公司提出要涨价，理由是收取的物业费不够支撑物业管理的费用，形成亏损。原本大楼中邻里关系和睦，没有什么矛盾，物业费提价的事情使得商品房居民和售后公房的居民对立了起来，商品房居民们认为是售后公房的居民物业费交得少，导致了物业的亏损，而售后公房的居民们则认为自己是按照政策的规定缴纳物业费，又不是故意少交占便宜。事情闹得不可开交，甚至有人在大楼里贴大字报，居民之间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看到居民们僵持不下，迟迟无法达成共识，物业公司贴出公告称，一个月后物业费的问题还不能解决，就将撤出大楼。当时正值盛夏，一旦物业公司撤出，卫生、安保等方面都会发生问题。针对居民楼马上面临失控状况，我反复多次召开党员、楼组长骨干会议，走访居民与售后公房的居民沟通，最后为了楼内居民和谐稳定，邻里和睦相处的目标，在许多党员、居民、楼组长共同努力下，售后公房居民顾全大局，同意物业费涨价，并且达成了共识——大楼中所有居民的物业费都按照商品房的标准缴纳。能够达成这样的结果我很高兴，也很感谢居民们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肯定——要知道对于商品房的居民物业费涨了10%，而对于售后公房的居民，他们的物业费可是比之前翻了几倍。这次调整也为将来扫除了隐患，将来如果物业费再有调整，居民都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不会再有这样的冲突。
C 关键词：年轻人
老书记“传帮带”助年轻人挑大梁
主持人：过去，在社区工作的大多是上一点年纪的阿姨、妈妈，这几年，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充实到社区中。年轻人的表现如何？
杨如明：断层问题存在了挺长时间。去年开始，基层大量招聘社工充实队伍。凉城的每个居委会基本上都有年轻人。像我们秀苑的班子，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每个年龄层都有。60后、70后有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工作上手快，尤其是70后文化程度都比较高。80后、90后的年轻人思维活跃，历练几年将来可以挑大梁。现在大多数的居委会干部，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都能完成，但是，谈到要动脑筋结合自己小区的情况做工作，这方面就还需要加强学习。作为在基层工作的干部，既要领会上面的精神，又要了解群众的需求。一号课题对社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也让年轻人们安心了。原本在基层工作的一些年轻人，很多会想着要去考公务员，现在有了上升通道，他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不用担心前途。
梁慧丽：社区工作是全方位的工作，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随时有事情就要及时处理的。比如，社区中孤老半夜生病，居委会的干部接到电话后立刻上门，带老人去医院看病，遇到一些特殊状况——如老人排便困难，甚至还用手帮助老人把粪便抠出来——这些事情是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去做的，但在以往，许多老的居委干部都是这样为群众无私奉献的。
基层队伍中加入了年轻人是好事，但许多年轻人在与人沟通方面还需要锻炼，服务意识也需要加强。此外，有的年轻人认为，下班后，居民的需求或者反映情况，都和自己无关，也会有人提出8小时之外的工作是否应该有加班费。我想，一方面，在基层工作不是人人都能够胜任，需要的是过硬的政治素养、奉献精神、沟通能力，还要懂一些心理学。另一方面，现在提出社区干部职业化、专业化，那么相应的制度建设也应该要跟上。
主持人：静安区在对年轻干部的培养上有一套“传帮带”的方式，徐书记能否谈谈？
徐刚毅：静安区和曹家渡街道的领导十分重视社区后备干部的培养，特别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后备力量的培养考察工作，并建立制度，列入计划，现在我们采取的是“师傅带徒弟”的带教方式。经考察听取各方意见，选出有潜力的苗子，由工作经验丰富的居委书记直接带教，带教一年后组织考察优秀，群众评议满意，可以提为书记助理，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一年后获得认可则可以担任副书记。我现在带的“徒弟”是一位45岁的中年干部。其他社区有不少书记带教的“徒弟”都是三十出头的干部。
D 关键词：协调资源
搭平台聚资源为社区居民服务
主持人：社区工作千头万绪，做好基层工作需要各方面资源的支持。对此，几位书记有怎样的经验与我们分享，或者有没有一些建议要提？
梁慧丽：一号课题的提出让大家眼前一亮，其中提出要给基层减负增能。社区的事务涉及面很广，居民们遇到问题，常常第一时间就想到找居委会，所以，基层干部的工作强度和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要真正做到减负增能，社区网格化管理很重要，在网格化管理的过程中，职能部门和社区干部紧密配合是关键。职能部门给力，社区工作的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比如，小区里有群租、有违章搭建，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中，居委会主要的工作是出面协调资源，请职能部门前来执法，只有大家互相配合到位，事情才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我觉得在网格化管理中，对于相关职能部门的考核，居委会书记应该有发言权。
杨如明：我在工作中的体会是，要把社区做成熟人社会，都是熟人了，事情就好处理了。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搭建了很多平台，把大家组织起来，希望通过这些平台，让社区人成为“组织人”。我们有针对老年人的牵手俱乐部；有针对年轻人的挚友社；有针对女性的“好妈妈义工队”和针对在职党员的“五朵金花联谊会”等等。这些松散的组织，丰富了居民们的业余生活，也让居民们在遇到困难时有了求助的方向。比如，“五朵金花联会”中，有女医生、女律师等不同行业的在职女性党员，有居民遇到纠纷，我们就会听听女律师的专业意见。
主持人：媒体曾报道过“杨如明党建志愿者工作室”在基层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杨书记能否讲讲团结在职党员的经验？
杨如明：社区中的在职党员资源比较丰富，团结党员，有利于协调更多资源为社区居民更好的服务。在党建工作方面，我提出过六个“同时”：在制订工作计划时对在职党员工作同时规划；在开展党员教育时，对在职党员同时教育；在组织党员公益活动时，对在职党员同时动员；在向党员通报工作时，对在职党员同时通报；在宣传先进党员时，对优秀在职党员同时表彰；在关爱老党员时，对在职党员同时予以关心。
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的需求不断产生，新的课题不断涌现。
社区的基层工作一头连着党和政府,一头连着社区群众。在新常态下，社会和谐发展离不开这些在平凡岗位上做着不平凡工作的“小巷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