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刚刚进行了那么一场生死大搏斗,“硝烟”未散,何况在中南海可能还有“四人帮”的爪牙尚未捕净,所以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合适的。
叶剑英是最早酝酿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的领导人。1976年10月6日晚,在抓捕“四人帮”之后的8小时,在叶帅的住所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会议从6日晚10时一直开到7日凌晨4时,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叶剑英等分别作主旨讲话。这次会议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做了说明,强调了粉碎“四人帮”的重要性,“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他们表示这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
会议在讨论党中央主席人选时,华国锋说:“毛主席离开我们快一个月了。乱党、乱军、乱国,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党中央及时果断地粉碎了。在此新的形势下,我向中央政治局提议,请我们叶帅担任党中央的主席,主持中央的工作。叶帅德高望重,长期在中央协助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处理国际、国内重大问题,多谋善断,有多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很高,在危难时刻,两次挽救了党。”叶剑英则站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经过认真讨论,与会政治局成员完全赞成叶帅的意见,一致通过了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为了便于及时研究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和重大问题,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和随行人员都住在玉泉山,并决定中央政治局开会或集体办公或找人谈话及其他活动,都在玉泉山五号楼会议厅进行。从10月7日开始,迅速向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传达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事件及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几项重要决定。
从10月8日开始,华国锋、叶剑英等政治局成员在玉泉山分期、分批召开打招呼会议,向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和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一系列打招呼会直到14日才结束。
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下发中央文件,将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通知到全国各级党组织,并要求迅速传达到全体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
粉碎“四人帮”后,虽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但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政治和生活待遇。1976年12月初,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在叶剑英的安排下,12月10日晚,邓小平住进301医院。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住院期间,中办派车把邓小平接到玉泉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一起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
玉泉山,成为历史性转折时刻的见证地。
中央文件起草组的“常驻地”
现在的玉泉山,不仅是中央军委的驻地,而且还是一系列中央文件的诞生地。1979年6月,中央决定,在建国30周年国庆时,由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一个讲话,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一个总结性的评价。当时成立的起草组就驻在玉泉山。其后,玉泉山便成为中央文件起草组的“常驻地”,曾多次参与起草的学者高尚全说:“我参加过三次三中全会决议关于改革决定的起草工作,每次都是在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进行的。”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需要制定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规划。1993年5月31日,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温家宝为组长的25人起草小组开始进驻玉泉山,任务就是为十四届三中全会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25人的起草小组在玉泉山度过了紧张难忘的5个多月。据小组成员、时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王梦奎回忆:“总的算起来,(最后)提交全会讨论的《决定》草案,是第八稿。当时起草组有同志开玩笑说,七搞(稿)八搞(稿),总算搞出来了。”
作为“纲领性”文件,全会的决议会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每一句措辞、每一个观点的阐述都经过深思熟虑。当遇到各方有不同意见时,往往要经过反复讨论才能达成一致。让高尚全印象最深刻的,是“劳动力市场”写入《决定》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出现的仍然是“劳务市场”和“劳动就业市场”。当时有种看法是:劳动力怎么能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而高尚全和其他一些人主张,劳动力市场是生产要素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为此,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上,列席常委会的高尚全提出确立“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会后,高尚全又去找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温家宝。温家宝回答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几经辗转,反复研讨后,“劳动力市场”这一概念最终写入了《决议》。
2013年,在玉泉山参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也透露了一个细节:“我参加过好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每一次中央文件起草完之后,中央领导都要请我们起草组的成员吃一次饭,表示感谢。但这一次,没有了,取消了,也算是中央带头勤俭。包括我们吃饭也改成了自助餐。”
风景优美的玉泉山不仅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还是决定我国改革发展方向许多文件的诞生地,有人将之称为“中国政治的后花园”,还是非常恰当的。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