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在沪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国驻军奋起反击，使日军一再严重受挫，屡屡撤换战地指挥官；由于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淞沪地区最终失守。侵略者大肆炫耀“胜利”，不料日军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命丧“淞沪战争祝捷大会”。这个扑朔迷离的事件已过去大半个世纪，随着不少珍贵资料和知情者回忆录的陆续亮相，它的一些细节逐渐变得清晰。

　　壹  接连败北厚颜求“调停”

　　在“一·二八”事变发生前，侵沪日军有海军陆战队数千人、飞机四十余架、装甲车数十辆（分布于虹口、杨浦），另有舰艇三十余艘（游弋于长江口外和黄浦江）；在沪宁地区承担卫戍任务的十九路军三个师共三万余人，其中第六十、六十一师分驻苏州、南京一带，第七十八师两个旅驻扎上海。

　　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让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攻占天通庵车站和北站。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迅速步行到指挥部指挥反击，驻扎上海市区的第一五六旅在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十六团配合下，于1月29日夺回天通庵车站和北站。日军败退至上海租界后，马上请求英、美等国驻沪领事出面“调停”，使出缓兵之计。

　　2月2日，日军从国内调来航空母舰两艘、各型舰艇十二艘、陆战队七千人；蒋光鼐得到消息，命令第六十、六十一师赶往上海准备投入战斗。第二天，日军撕毁停火协议，又向闸北进攻，但被守军击退。日本内阁遂派第三舰队和陆军久留米混成旅团来沪，并由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接替盐泽幸一负责指挥。从2月7日开始，野村吉三郎改变攻击点，让久留米混成旅团进攻吴淞、陆战队进攻江湾，妄图从右翼突破；十九路军依托吴淞要塞和蕴藻浜水网地形与之激战，第六十一师把进攻纪家桥、曹家桥和偷渡蕴藻浜的敌兵分别歼灭。日军不得不龟缩于上海租界，再次要求英、美等国驻沪领事出面“调停”，以待援军。

　　眼看战况糟糕，日本内阁于2月14日加派陆军第九师团到申城，并由师团长植田谦吉接替野村吉三郎负责指挥。同日，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所部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和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增援上海，归十九路军统一指挥；第五军坚守左翼防线即江湾北端、庙行、吴淞西端，十九路军坚守右翼防线即江湾、大场以南和上海市区。2月20日，植田谦吉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指挥日军发起总攻。十九路军和第五军互相配合，顽强抵抗，并组织战斗力较强的部队夹击突入江湾、庙行结合部的敌兵。经过几昼夜的争夺战，日军又一次遭受重创，只好一边喘息，一边要求继续增援。

　　贰  张扬“祝捷”猖狂搞挑衅

　　日本内阁很快决定组建上海派遣军，由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担任司令官；接着，又让陆军第十一师团、第十四师团增援，侵沪日军总兵力达到九万人，还有舰艇八十艘、飞机三百架。而中国驻军总兵力则不足五万人，装备也比较差，况且经过月余苦战疲惫不堪，左侧浏河一带江防薄弱。

　　3月1日，白川义则在指挥第九师团等部正面进攻的同时，让第三舰队护送第十一师团驶入长江口，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迅速进行包抄。因国民党政府拒派援兵，守军寡不敌众、腹背受敌，被迫于3月2日晚撤退至南翔、昆山第二道防线，淞沪地区被日军占领。

　　不久，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日本凭借军事上的优势，欲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双方的谈判还在进行着，日军却已按捺不住，趾高气扬地公开宣布：将于4月29日即“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届时日本驻沪军政要员皆赴会“演说”，并开展“阅兵”。

　　蒋光鼐和蔡廷锴闻讯感到无比愤慨，找到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京（南京）沪卫戍司令的陈铭枢，要求对这种疯狂挑衅进行干预。陈铭枢向他们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外交手段根本难以奏效，只能派人去会场采用有效手段加以阻止。然而，日军早已对虹口公园实行戒严，不准华人入内。所以，陈铭枢便设法联系“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希望他出力；王亚樵认为，这可请在沪的朝鲜志士帮忙。

　　叁  同仇敌忾立即伸援手

　　1919年3月，朝鲜“三·一”运动遭到日本殖民当局残酷镇压，许多朝鲜志士纷纷流亡海外，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心移往上海。4月10日，朝鲜人代表会议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号举行，决定成立临时议政院作为最高民意机关。4月11日，临时议政院第一届会议在沪召开，制定《大韩民国临时宪章》，通过《施政纲领》，选举了国务总理（后改称大统领、国务领）和各部总长。4月17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21号挂牌办公。10月17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封闭该房屋，限令两天内搬出，韩国临时政府转入秘密状态。 

　　1926年12月，韩国临时政府迁入上海马浪路普庆里（今马当路306弄）4号，并在此坚持了数年。据《韩国国父金九之子——金信回忆录》叙述:“1931年，是在沪韩国临时政府最艰难时期，只有父亲等少数中坚分子仍在顽强地支撑。敌特追捕，鹰犬遍地，父亲已经十二年没能迈出法租界一步；政府财政极度困难，父亲当时任政府警务局长，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身上穿的是破衣烂裳，状极悲惨。处在绝境中的父亲却在考虑干成几件大事，以摆脱困难的政治局面。”

　　再说王亚樵对陈铭枢作了承诺后，仔细考虑一下，决定去找自己熟识的韩国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安昌浩。安昌浩很乐意伸援手，表示“对付日本即使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并马上帮助约见具有传奇色彩的金九。金九早年立志献身独立运动，屡次被捕，来到上海历任韩国临时政府警务局长、内务总长、代国务总理、国务领，发起创建韩人爱国团；此前，韩人爱国团成员李奉昌曾受他指派赴东京，在樱田门外狙击日本天皇，第一枚手榴弹偏离目标，第二枚手榴弹虽命中却是哑弹，计划未成功。金九这次接受艰巨任务后，计划采用形似水壶和饭盒的烈性炸药，并经过反复试验才安装；与此同时，他选中了尹奉吉，这位义士懂日文，从家乡投奔远在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时，曾给年轻的妻子留下“丈夫离家生不还”之语，充分表达了为国捐躯的坚强决心。

　　4月26日，尹奉吉在上海霞飞路宝康里（后为淮海中路315弄，现已拆除）27号加入韩人爱国团，他左手握一枚手榴弹，右手持一支手枪，胸前挂着宣誓文，于太极旗前宣誓：“余谨宣誓，为韩人爱国团团员，诛戮刻正侵犯中国之仇人军事领袖，以期还我祖国之独立与自由。”金九举起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下这个镜头。

　　翌日，尹奉吉去虹口公园仔细察看地形，只见草坪上已搭好高大的“检阅台”，四周都有日本兵巡逻。他混在游人中绕台兜了两圈，以目测、步量确定了下手的最佳位置。走出园门，他在日商开的书店里买到白川义则画像，又买好一面太阳旗。然后，他回到住处给父母、妻子分别写遗言，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如果你们有血有肉，一定要成为为国而战的勇士，让太极旗高高飘扬。来到我孤单坟前，洒一杯醇酒，不要因为没有父亲而悲伤。”

　　肆  震天巨响吓破敌酋胆

　　４月29日清晨，金九、尹奉吉一起来到在沪朝鲜侨民金海山家里。按金九事前的嘱咐，金海山为尹奉吉做了一碗香气四溢的牛肉面。尹奉吉吃面时有滋有味，神情泰然。

　　上午七时四十五分，尹奉吉打扮成日本阔少，肩挎“军用水壶”，左手提“便当饭盒”，右手拿太阳旗，顺利潜入岗哨林立的虹口公园。八时起，日军第九师团及驻沪海军万余人开进虹口公园。上午九时左右，按通知参加“观礼”的日本侨民、朝鲜侨民进场，受邀的各国驻沪领事也陆续抵达。上午十时，“淞沪战争祝捷大会”正式开始，“检阅台”上站满日本驻沪军政要员。在“阅兵”之后，敌酋相继大放厥词。

　　突然，天空变得阴沉沉，继而下起了小雨。各国驻沪领事原本就想回避参与“祝捷”，便纷纷借故告辞。尹奉吉镇定地坐在“检阅台”前草坪上，他为了避免误伤西人一直未下手，此刻找准机会悄悄取出炸弹，拉开保险栓，不偏不倚地扔上“检阅台”。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检阅台”马上倒塌，敌酋被炸得鬼哭狼嚎…… 

　　在爆炸声中，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当即殒命，日军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重伤致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右腿致残，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左腿致残，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右眼瞎掉，日本驻沪领事村井仓松受伤。

　　尹奉吉在扔出炸弹后，趁乱飞快脱下笔挺的西装，随人群涌向大门。不料，一名日侨指着他喊道：“这个人就是杀手，快抓住他！”在大批日本兵拥过来之际，他高举拳头放声大呼：“成功啦！大韩民国独立万岁！”

　　伍  受尽酷刑依然不屈服

　　为了防止日军对申城朝鲜侨民进行疯狂报复，王亚樵与金九密商后，以金九的名义写了一封公开信并译成英文，从外埠寄到上海各报馆，申明此次事件“系金九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不久，《申报》在头版醒目位置登载《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同时附尹奉吉出征前照片一幅，金九在信中指出：“概自日本以武力并吞高丽，乃进而攫夺满州，并无故侵犯上海，已成为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之威胁者，故余决意向世界和平之仇敌、人道与正义之蟊贼报仇雪恨，首遣李奉昌赴东京，于一月八日谋击日皇，次派尹奉吉于四月二十九日往虹口公园暗杀日军首领。”

　　尹奉吉受尽酷刑不吐内情，被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判处死刑，秘密押往日本，于12月30日慷慨就义。

　　王亚樵经过同沈钧儒、褚辅成等商量，从抗日慰劳金中拨出四万银元赠与朝鲜志士，又买下上海的“公道印书社”交给他们经营以维持生计。金九因被日军悬赏六十万银元追捕，在褚辅成等帮助下离沪隐居浙江嘉兴，后又辗转中国内地继续担任流亡政府领导人。抗战胜利时，金九返回祖国，他曾出版自传《白凡逸志》，并在该书中回忆：当年获悉日军将在虹口公园开会，规定与会者自带午餐饭盒、水壶和太阳旗，“我马上到西门路拜访王雄，要他向上海兵工厂厂长宋式骉联系，制造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型的炸弹，并请在三天内送来”；第三天，经过了二十多次试验后，“他们用兵工厂汽车载水壶与饭盒型的炸弹送到西门路王雄家……真是令人感激不已”。

　　尹奉吉的义举，既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侵吞朝鲜的关注，也使一度处于低潮的朝鲜独立运动重振。1936年1月29日，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将尹奉吉列为“沪战殉国烈士”，介绍了他的生平事迹。3月5日，《救国时报》又登载韩人爱国团纪念尹奉吉的《泣告中国同志书》，其中说“烈士之精神从此可以激发吾党同志勇往直前矣”，“并祈吾热情之中国同志，处处予以指导，时时予以匡助”；该报的编者按则指出，“我们正应扩大抗日救国统一战线，联合韩国等敌忾同仇的兄弟民族，作最诚恳、最亲密的携手，联合一致，向共同敌人之日寇进攻。”

　　最近，笔者在鲁迅公园内见到“尹奉吉义举现场”刻石时，回想起当年的往事，不禁陷入沉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