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对各种笑的艺术兴趣浓厚，从北方的相声、小品到上海的滑稽戏，只要听得懂的喜剧形式就都不放过。尤其是滑稽戏，从姚、周到“双字辈”，再到当年被称作“小滑稽”的王汝刚、钱程、周立波，都是我少年时耳熟能详的明星。遗憾的是，近年来滑稽戏日益式微，不仅电视里越来越少，而且播出的节目内容大多生搬硬造，让人难以接受。日前下班路上堵车，无意中调到戏曲频道，却听见正在播出杨华生老先生的“宁波空城计”，一字一句之间噱头十足，不禁让人追忆起滑稽戏红火的八九十年代。回想起来，我还与这位滑稽界前辈有过一次“非典型”的偶遇呢。

　　那是1992年夏天，父亲在建国西路的一家旅行社工作。8月一天，我去参加一次考试，考完之后就到父亲的办公室去孵空调。旅游公司工作的大都是性格开朗的年轻人，我和那些哥哥姐姐打打闹闹，倒也一时忘却了对考试结果的担心。

　　当年的旅行社多是靠着人行道的门面房子，且墙壁多是落地玻璃的，以便吸引游客随时进来。正玩得开心，突然感觉身后一股热气吹过来，转身一看，一位慈眉善目的老爷爷摇着把蒲扇走了进来。大家正准备上去招呼，老先生却自己走到一张空椅子上坐了下来，笑嘻嘻地摇着扇子说：“不好意思，外头实在太热了，进来坐忒歇，阿好讨杯茶吃吃？”

　　此言一出，大家一下子觉得——这口宁波腔怎么这么熟悉？再定睛仔细一看，哎呀，这不是《七十二家房客》里面的“三六九”杨华生老先生嘛！办公室一下子沸腾了起来，父亲的一位同事尤叔叔手脚最快，赶紧给老先生泡了杯茶送上去，然后有点敬畏地问道：“杨老师，侬出门哪能勿叫‘差头’额？”

　　“唉，”杨老摇摇手，“‘差头’么贵来西额，乘勒还要头晕，阿拉老百姓，还是乘乘公交车实惠。”说着拿扇子指了指门口街边的公交站牌。这句话把大家一下子逗笑了——九十年代初期，电视还属于高档电器，这每天都能在电视里看到的高端人士，没想到却是一点架子都没有。大家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都开始拿出本子请他签名来。杨老倒也是来者不拒，幸好办公室人也不多，一边闲聊着天，一边也就签完了。许多话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杨老对着办公室里几个小伙子打趣说：“现在唱滑稽的小青年太少啦，你们有兴趣，欢迎去报考啊。”

　　我在边上看着眼馋，想搭话又不敢，直到父亲塞了个本子给我，示意我也去要个签名，才鼓起勇气走上前去，刚想开头，不料杨老转头一看外面：“喔哟，车子来了，吾先走了，谢谢大家。”边拱手边走了出去。

　　几十年过去，社会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杨老的身影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他身上有老艺术家普遍的特点：生活中和蔼、健谈，从不以明星自居；到了台上，却又充满自信，一字一句信手拈来都能挠到痒处，让人回味。

　　或许，艺术就是如此，只有植根于社会这个土壤，才能拥有最持久的生命力——就好比当年扛着茅台酒上北京“找路子”的赵本山是那么可爱，而如今徒弟遍天下的“小品王”却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光彩一样吧。近年来，滑稽界的老先生次第故去，连双字辈也大多凋零，滑稽这门艺术还有可能找回当年的风光么？或许从前辈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悟到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