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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3月25日 星期三 放大 缩小 默认   
吉米:报道中国33年(1)
李伟 张兰英
■ 吉米在北京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
  ◆ 李伟 张兰英

  名记退休

  吉米曾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基层。他既满怀着浪漫的革命情怀,也经历过物质匮乏与精神禁锢时期。他当过“洋知青”、渔民,恢复高考后又上了大学。这些经历使吉米更愿意站在历史的、全面的立场报道中国。

  坐在北京外交公寓的办公室里,吉米·弗洛·克鲁兹(Jaime A Flor Cruz)盘算着什么时候去一趟宁夏。他在中国工作生活了43年,只有宁夏没去过。“我要抓紧把这个空白补上,那就圆满了,哈哈。”吉米摊开手说。他今年63岁,身材不高,穿着妥帖的西服,看起来很年轻。像很多老派人物一样,衬衣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

  就在两个星期前,2014年的最后一天,吉米宣布从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北京首席记者的职位上退休。吉米是菲律宾人,自从1971年来到中国,在接下来的40多年中他只有一年不在中国。从1981年开始,他在中国做了33年记者,先后供职美国《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和CNN。在中国,他是资历最老的外国记者,先后经历了从邓小平开始的5届领导人,参与报道了中国一系列重要时刻。

  不久,他就要离开这间有些局促的办公室。房间四周摆满了资料和书籍,背后书架上是一摞摞的名片,墙上挂衣钩上挂满了参加各种会议的证件和卡片,五彩斑斓,足有上百张。在担任记者30余年中,他参与报道了中国几乎所有的两会和党代会。“对外国记者来说,两会非常重要,能采访到很多重要人物,能够在发布会上提问。”吉米说。2013年,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主持人傅莹点名说:“我想请一位老朋友提问,因为我们好久没见了。”随后把最后一个提问机会给了他。

  他还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去上海参加一次新闻活动,时任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宣布了浦东开发的宏伟计划。他和其他几名外国记者专门跑到浦东考察。站在一片农田中,吉米想,这怎么可能?但是,很快他就发现,浦东不过是现代中国的缩影。记录这种浦东速度的急遽变化,则成为他30多年记者生涯的主旋律。

  吉米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年轻时代,他因政治事件而滞留中国,随后在中国的乡村劳动,在恢复高考的时候进入了北京大学读书。1981年,进入《新闻周刊》担任助理和实习记者,由此开始了新闻记者生涯。

  吉米的夫人也是菲律宾人,他们在北京相识,一年后在菲律宾结婚。结婚不久就一起回到北京,她在中国也待了25年。孩子们是“北京制造”,在北京长大,中学毕业后到美国上大学。男孩在洛杉矶的一个医学机构工作,女儿则在纽约当记者。

  退休对他而言不是句号,而是一个逗号。在当“随行家属”的同时,他希望能够写写东西,整理材料,更重要的是整理脑子里的材料。他最想写的,还是自己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大学生活。那是中国刚刚开放的时期,也是他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我想采访一些老同学,写下他们的故事。”吉米说,“他们是真正的精英,成长于那个时期,影响着现代中国。他们都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知识,有理想,爱国,真正想把中国带到更高、更好、更富裕的位置。”在过去的30多年中,吉米还曾两次担任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主席。他告诉我,外国记者在中国的人数,从最初的100多人,到现在已经增加到了700多人。这主要在于中国地位已经举足轻重,经常会发生大事件、采访到大人物。

  由于丰富的中国基层经历,吉米与其他外国记者的视角有着明显不同。他喜欢将中国比作半杯水。“我会说,看,中国已经有了半杯水了。另外一些国外同行会说,看,中国还缺半杯水。”吉米说,“那些纯粹西方背景的同行,可以写出精彩的报道。但就我而言,则更能体会中国人的心理。因为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我也有着相似的思想历程。”

  他还打算最近去湖南衡阳的农村走走,因为那是他70年代“插队”的地方。“我跟湖南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他们没有把我当作外国人,来北京都会找我。”吉米说。

  吉米还保留着一张老照片,拍摄于1971年8月底。他披着一件绿军衣,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戴着军帽,仰起头,阳光洒在脸上。满脸稚气,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那是在北京的长城上,他和朋友们正畅想着回国后如何继续努力,改造世界。 

  然而几天后,他被告知暂时不要回国。因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逮捕了一批反对派,包括企业家、政治家、教授和学生领袖。吉米就在“黑名单”上。那一年他20岁,还是一名大学四年级的学生。

  吉米出身于菲律宾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他的父母都是技术官员,为政府工作。吉米的家庭条件不错,很早家里就有汽车和电视。中学毕业后,吉米进入了菲律宾最好的大学读书,那是一家私立的教会学校,接收国内最富裕阶层的孩子,而且只收男生,学费很高。他们大多是企业家、政治家的孩子,从小都在贵族学校长大。与同学们相比,吉米的条件则逊色很多。他参加了大量社团活动——合唱团、长跑队等,也当了学报记者。然而因为成绩不好,第二年就转到了国立菲律宾工业大学,读广告专业。

  在新的大学,穷孩子为主,很多人都要半工半读。吉米的思想也开始转变,他说:“我开始更多考虑贫富分化等问题,思考社会矛盾的原因。”他参加了话剧团,自己编写话剧针砭时弊。作为大学学报的总编辑,吉米发起成立了一个全国大学编辑协会,并担任主席,以这样的身份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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