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现代人通过古籍探寻从前人的生活一样，如果几百年后的读者读到文珍的小说，大概会惊异于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群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离开故乡竭力融入大都市的生活，四处碰壁头破血流，明知无处可去却仍想逃离——这种循环往复的焦虑感可以用印在文珍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腰封上的文字概括，“那一瞬我就把彼此暗淡无光的前路看了个清楚透亮，得一辈子往前跑，跑下去。停下来庸碌生活就会追上来，就会将我们拖入泥沙底部。停下来就是个死。”

　　文珍是“80后”作家,这个看起来有些过时的标签对她来说却是妥贴的,因为她的小说长廊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活在当下的“80后”，她描画下他们的精神图景，书写独属于这代人的爱和痛。

　　《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由九部中短篇小说组成，与文珍的第一部小说集《十一味爱》相似的是，作品的主人公依旧是那些与她背景相近的同龄人——生于1980年代，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因为求学远离故乡和父母，在北上广深这样的繁华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在普遍的认知里，他们是幸运的一代，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贫穷，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度过青春期，在学业完成之际赶上人口迅速流动的城市化浪潮，全球化令他们与世界零距离，比起父辈，他们似乎没经历什么苦难就顺畅走上人生的光明大道。

　　然而真是这样吗？这个被视为受惠于时代的群体，真如外界认为的那样能“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吗？《十一味爱》里，年轻的主人公们尚处于关注自身精神内伤的阶段，多受困于个人情感，在一段段“爱的传奇”中挣扎或沉沦。到了《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主人公们与现实中的“80后”一起长大了，他们开始进入或即将进入而立之年，开始懂得“天高地厚”，他们组成一个个新的城市家庭，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命题已经从“追逐梦想”转换成“安身立命”。在文珍笔下，这种看似自然的转变却因为他们身处这个亢奋的时代而蕴含着惊心动魄的变数——消费主义带来的短暂狂欢犹在眼前，来自时代、社会和文化的挤压无处不在，高昂的生活成本，节节攀升的房价，脆弱的爱情，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婚姻，竞争激烈的职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主人公们以直见性命的勇气，四处突围，企图逃离，却在坚硬冰冷的现实面前遭遇挫败，这不是戏剧化的伤痛，而是人生的两难境地，是现实中大多数“80后”面临的普遍困境。

　　《银河》跟踪一对同病相怜的男女的私奔旅程，出逃到了离北京千山万水之外的帕米尔高原，却被银行催缴按揭还贷的电话拽回现实；《衣柜里来的人》中主人公从“非常闷”的琐屑日常中逃离，前往拉萨寻找真实生活的存在，最后却不得不投降，因为“在安定和动荡之间，我终于可悲地承认了我比较适应的是前者”；《录音笔记》塑造了一个在纷纭繁杂的职场中应付得精疲力尽的女孩，最终将一支录音笔当成倾诉对象，在自我倾听的同时完成对世俗的超越；《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以一场足以淹没北京城的豪雨为背景，普通青年宋笑向死而生，穿越冰冷的现实，意识到人生的价值；《西瓜》里一对普通夫妻面临着生活的绝境：为了避免妻子失业，两人放下自尊给上司送礼，阴错阳差间本来就十分寒碜的礼物被打碎，最绝望的时刻他们却豁然开朗，相互扶持获得了继续奋斗的勇气；《觑红尘》中，爱得格外用力的情侣遭遇一场围观偷窥，情浓时因流言而终止，阔别八年后再次相见，爱情不再却仍需一场告别仪式……

　　对于混沌宇宙而言，这些百转千回的故事充其量只是微乎其微的震颤，但对于主人公个体而言，却是一次毅然决然的停顿和转折——虽然明知梦会醒，但仍要做梦，虽然前路险恶，但依然遵从内心的选择，虽然爱而不得，但依然去爱。

　　如果仅以商业价值衡量，文珍的写作在“80后”作家中大概属于不起眼的那一类。当同路人都匆匆前行，或将目光投向浮华生活的表层，或将笔触伸向身后虚无的历史，或热衷于炮制心灵鸡汤时，她执着地书写“生命中的暗和光，那况味的热与凉”。或许多年以后，“80后”会感谢文珍这样的作者，为曾裹挟着他们仓皇前行的时代留下宝贵的文学记忆，为庸常人生中珍稀的光亮和温度定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