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的革命家，在政治生涯之外，有着怎样细腻的人文情怀与感人的生活细节？《共和国记忆》（东方出版社2015年1月版）经由作者大量扎实的采访，带领读者回顾了共和国建立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面孔与往事，呈现出你所不知道的共和国记忆。

　　1.被调到总理办公室工作

　　“赵炜，你要照顾好大姐……”一双瘦得几乎皮包骨头的手从被子下伸出来，紧紧握住赵炜那冰凉的手，而赵炜一下子就从对方的眼神中读懂了那份意味深长的嘱托，虽然来医院的路上已无数次提醒自己不要面露悲戚，但此时此刻，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顿时泪如雨下……1975年11月初的一天，赵炜陪着邓颖超去医院探望刚刚做完一场大手术的周恩来，已被病魔折磨得不足百斤的周恩来把心里最沉甸甸的嘱托交给了赵炜。

　　赵炜清楚，没有子嗣的周恩来在自己的最后时刻作出的那番嘱托意味着什么。3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一月，她搀扶着邓颖超，与躺在水晶棺里的周恩来作了最后的告别；十几年前，像女儿对待母亲一样，赵炜又服侍邓大姐走完最后一程——从新中国成立初到周恩来去世，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不下几十个，但赵炜是很特殊的一位。唯有她，从分配至西花厅后就再没调离过：从1955年至1976年总理去世，她在总理身边工作服务了21年；从1965年起她又任邓颖超的秘书，直至1992年邓颖超去世。漫长的37年的情感已在岁月研磨中渐渐演化成对父母一般的眷恋与怀念，采访中，感觉得到尽管已70多岁的赵炜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但她的眼睛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红了起来。

　　有人说，只有近距离感受到的伟大才可称其为真正的“伟大”——光环褪尽、还原为生活中的普通人后，他（她）所折射的人性光辉才是最震撼、最持久的一种力量。而赵炜眼中的周恩来，便正是如此。

　　近了，更近了！赵炜似乎都能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地狂跳不已——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已经来了一个多月了，23岁的赵炜一直在偷偷琢磨何时能见到总理一面，没想到，就在这一天准备外出办事时，她意外地见到了正在散步的周恩来夫妇。看着总理夫妇一脸微笑地走近，除了惊喜，赵炜的脑中已是一片空白，暗暗设计过无数次的开场白也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周总理就穿着像我们在报纸照片上常见的装束——身着灰色中山装，脚上穿一双黑皮鞋；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邓大姐穿的显得有些多：一件带花的薄呢子大衣，脚上是蓝呢面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50多年前第一次与总理夫妇见面的诸多细节，对赵炜来说仍清晰如昨。

　　身边的警卫向总理简单介绍了赵炜的情况，握手之后总理向赵炜问了几个问题，“我的手心直冒汗，声音也有些打颤”。周总理微笑着说：“不要紧张，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咱们都是同志。”旁边的邓大姐也补了一句：“小同志，不要紧张，慢慢咱们就会熟悉的。”简单的两句话，让赵炜一下子平静下来，“咱们都是同志”也让赵炜在总理和邓大姐面前再也没有紧张过。

　　周恩来夫妇所居住的“西花厅”紧邻中南海西北门。邓颖超在后来一次跟赵炜散步时告诉她，周恩来最初住的是丰泽园，后来毛泽东要搬进来，周恩来夫妇要换一个地方。周恩来偶尔路过这里时，一下子喜欢上了盛开的海棠花，便搬到了这个小院子里，一住就是2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又生活了16年。“有人认为恩来喜欢马蹄莲，其实我们俩都最喜欢海棠花”，邓颖超这样告诉赵炜。

　　到西花厅工作，赵炜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最早也要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为周恩来担任过保健医生的张佐良回忆，邓颖超曾讲过一件趣事：以前中央曾请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刘伯承听后急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请他人吧！”上午基本是周恩来的休息时间，秘书们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厅的上午大多是静悄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