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初期，当我有意识地开始写作时，亨利希·伯尔，即使算不上一个始终受欢迎的作家，他也是颇有名气的了。与沃尔夫冈·科朋、君特·艾科、阿诺·希米德特一起，他站在文化工业的大门之外。依旧年轻的战后德国文学，与被纳粹统治所腐化了的德国一样，曾经有一段艰难的时期。此外，伯尔一代，包括像我这样的略为年轻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曾一度陷入困境，原因在于特奥多·阿多诺的一句禁令：“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换言之，此后再也没有“未完待续……”。

　　但我们仍然在写作。我们靠心中的承担来写作，如阿多诺在他的《最低道德：对被毁坏的生活的反思》（1951）中所说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标志着一道断层线，它划下了文明史上一个无法填平的鸿沟。唯一的路径是我们可以绕着这句禁令走。即使如此，阿多诺关于那堵墙的写作已经把它的力量一直保持到今天。属于我这一代的所有作家都与之作了公开的斗争。无人有保持沉默的欲望和能力。引导迷路的德国走上正道，引导它从田园诗中，从迷茫的情感和思想中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我们这些指头曾经被烧痛了的孩子们，我们是否定哲学上的绝对论，拒绝接受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的思想者。怀疑和问难是我们的教父教母，灰色地带的多元价值观是他们传授给我们的圣经。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都是我强加给自己的苦行主义。后来，我发现了一种语言的丰富多彩，我要无所遗漏地坦承这种语言的一切“罪过”：它那循循善诱的柔和性，它用铅锤测量深度的倾向性，它那极易适应的耐寒性，更不用说它的方言文采，它的不尚雕琢却通体都是艺术细胞，它的种种离奇古怪，以及那种从虚拟语气中绽开的美的花朵。

　　赢回了这种语言的资本之后，我们再投资以便赚取更多利润。有人蔑视阿多诺的评判，也有人受到他的鞭策。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无论写诗还是写散文，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为了防止历史重演，为了终结这一段历史。因此，只有这样，战后德国文学才能合理地说明：把普遍有效的“未完待续”运用到那个时代及其后代身上是事出有因的；只有这样，才能把揭开的伤口始终展现在那里。假如有人极想忘却甚至勒令忘却的话，那么，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就以这句口头禅开始讲故事：“从前……”。

　　这个或那个利益集团总是要求考虑在最后一章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他们嚷道：我们需要回到正常状态呀！我们必须把我们可耻的历史抛在后面呀！他们叫嚷了多少次，文学就作了多少次反抗。这是对的！因为这是一种愚蠢到难以理喻的姿态；因为每一次战后时期的终结，在德国都是被公开宣布了的，例如十年前，随着柏林墙的坍塌和两德统一，过去又追上了我们。

　　那时，即1990年2月，我在法兰克福对学生发表了一次演讲，题为“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我逐一谈论我的作品。1972年出版的《蜗牛日记》中，过去和现在或交叉进行，或平行发展，偶尔也发生碰撞。孩子们问应当怎样界定我的职业，我答道：“一个作家，孩子们，是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写作的人。”

　　我对学生们说：“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作家并不是用胶囊包裹在孤立状态中，也不是永恒的，他们把自己看作活在当下的人，他们甚至向时代的变迁展现自己，他们介入并且有自己的立场。介入的危险，坚持立场的危险，这是尽人皆知的。一个作家刻意保持的距离是令人可怕的；出自他手笔的语言必须活在人们的嘴边；对当下事件的偏狭之见会使他胸怀狭小，能训练有素地勒住想象的缰绳，才能自由地纵马飞腾；有疾有徐的驰骋，才能气息平和地越过征途的险阻。” 

　　失去的但泽对我来说，既是源泉又是垃圾坑

　　我当年的冒险多少年来一直未曾间断。没有冒险的作家职业会像什么样的行当？我们先姑且承认，作家应当有安全，比如说，文化局官僚的那种安全，可是，出勤登记会玷污了他的手，他会沦为这种恐惧的囚徒。出于失去地位的恐惧，他会在神话落脚的领域、遍布崇高思想的领域里最终失去他自己。但是，由过去不断转化而成的现在，最终还是会把他卷进来的，会把他摆在第三流作家的档次上。因为每一个作家都属于他的时代，不管他如何抗议自己生不逢时，都无法摆脱与他所处的时代的联系。他并不是自主地选择写作题材，是某种选择逼近了他使他别无选择。至少我就不是自由地选择的。假如我能随心所欲，那么，我会遵循美学原则，乐于在滑稽可笑的无害的文本中寻找我的美妙的处所。

　　可是，我不能这样做。那时，瓦砾遍地，白骨成山，这是德国历史母腹的产儿。要想减轻罪行，就要铲除孽根。可是，我愈想铲除干净，它就长得愈快。它是不能被简单地低估的。此外，我来自一个难民家庭，这就意味着，除了驱使一个作家从书本到书本的一切因素——人所共有的雄心，对枯燥生活的恐惧，自我中心的机制——以外，我还曾经无法弥补地失去了故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