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罕见的一幕

　　刘伯承虽然一眼失明，但是他靠着放大镜，亲自审读大量外国军事译著和自编教材。刘蒙说，军事学院开办前几年每季度刘伯承都要交给毛泽东一份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刘伯承亲笔写的，既是对最高领导人的尊重，也是其工作认真之反映。

　　在当时的军队中，普遍存在两种现象：一是文化程度不高，二是没经验。刘伯承请来原国民党陆军大学的学员和苏联教员讲课，课程设置和训练安排也参照苏联的教学体系，学校还设有苏联军事顾问，这在日后却成了刘伯承的“罪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实行的是六小时操课制，这也让很多人不习惯。“打惯了游击战的人，坐在教室里学习不习惯。有些将军带着秘书来上课，父亲把秘书轰走，他说：‘将来是秘书指挥作战，还是你指挥？’”军事学院的学生，大多是来自军队的各级干部，其中不乏战功赫赫之人，管理难度可想而知，但刘伯承还是硬顶了下来。

　　从1951年到1956年的五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先后成立了12个系，教学内容不仅涵盖陆海空三军，还包括军事、战史和政治，成为一所综合性的最高军事学府，我国57个上将中有56位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最重要的战役系里学习过。

　　但刘伯承没有料到，他很快就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成长过程中，各种意见甚至告状信也一直没断过。有些学员对两个问题反应强烈：一是六小时的课业制度，二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太过严格。有人贴大字报，说三名中将学员读书时嘴都念歪了——刘弥群说，被点名“念歪了嘴”的学员之一萧文玖实际上对父亲非常崇拜，萧文玖一再表态，是自己睡觉时没关好窗，受风导致的面部神经麻痹，和刘伯承无关。也有人对请原国民党军队将领或一些年轻知识分子讲课不解，“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没打过仗的教打过仗的”。

　　1957年2月下旬，国防部派工作组进驻军事学院进行调查。3月初，工作组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国防部就此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当时，父亲的思想压力非常大。”刘弥群回忆。虽然这时候他因病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学院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配合“反教条主义运动”。

　　1958年，刘伯承到上海看牙，他刚离开，中央工作组就来到军事学院，要求大家提意见。经过几天的工作后，工作组最后定性：刘伯承在军事学院的工作，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而错就错在教条主义上。在刘伯承回南京前几天，工作组离开军事学院。“父亲对发生了什么一点也不知情”，回到南京后才得到通知，军事学院召开党委会。去了以后，大家鸦雀无声，沉默良久，有人告知工作组的结论，刘伯承急火攻心诱发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mmHg，而正常人是17mmHg。不久，刘伯承接到通知，要求他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主要议题是批判教条主义。之前，毛泽东曾经说过：“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个态就行了。”但是工作组却派人专程到南京“请”刘伯承开会，直到这时，刘伯承才知道反教条主义的矛头是指向自己的。

　　当时只有6岁的刘蒙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北京。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刘伯承一夜未眠，在火车上他难以入睡。“我们坐在火车包车上，妈妈陪着爸爸坐在前面的车厢里，我在后面的一节。我过去看爸爸时，他因为眼压高导致剧烈头痛，一直躺在床上没法坐起来。”

　　到了北京站，军委办公厅已经派了两辆车等在那儿。“一辆车要把爸爸直接送到会场，另一辆车把我和妈妈接到东交民巷8号。妈妈跟接站的人商量，能不能让爸爸先回家休息或者先去看病，但被拒绝了。”刘蒙记得，在回家的车上，妈妈哭了一路。7月10日，当刘伯承被人搀扶着出现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主席台上时，台下一千多名军人立即鼓掌，持续了半分钟才平息；而当他检讨完毕时，台下再次爆发长时间的掌声。这恐怕也是政治运动中少见的一幕。若干年后提及这一幕，刘弥群深有感触，“这些军人是在用这种方式表达他们对父亲的理解、爱戴、尊敬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