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有两个蠢货，分别留下“刻舟求剑”和“郑人买履”的著名典故。故事人人会讲，错误一直在犯。

　　话说最近北京的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可问题来了，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上，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有人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开这个证明。光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头疼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

　　制定这项规定的人就是当代刻舟人或买履者。他们不知道今天上一代和下一代分开居住已是常态，人口流动如何迅速，不仅想当然地认为这个社会还是静态的，一嗓子可以喊来全家人，也未考虑到用网络技术解决远程身份证明的难题，而是按照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来的老习惯中规中矩办理公务，实则成了变革时代的绊脚石。

　　按规矩办事本来是好事，但要看规矩是否合乎理性，让人跑上千公里开具母子关系证明的规矩就不合乎理性，而近于疯狂。这样的故事，韩非子还讲过好几桩。

　　一本古书上有过一句话：“绅之束之。”这话表面意思是系上大带子，再系上小带子，引申为严格约束自己。宋国有个人读到此处，就往自己腰上反复系上带子，有人问他，“你这是干什么？”他回答说：“书上是这么说的，当然要这么做。”

　　这个研读古书的人，与要求陈先生提供母子关系证明的人，有何本质区别呢？

　　不过一板一眼按规矩来，误打误撞，偶尔也会取得一些出人意料的成果。

　　郢这个地方有个人给燕国的相国写信。晚上灯火不太明亮，他对拿蜡烛的人说：“举烛。”他嘴上这样说，还真把这两个字误写到信中了。

　　燕相国收到信，见到“举烛”二字，就解释道：“举烛的意思，就是崇尚光明，崇尚光明，就是举荐贤能人士。”于是燕相国把举贤能的意思告诉燕王。燕王听了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燕国因此得到善治。

　　韩非子感叹道，国家是治理好了，但这并不是那封信的本意，当初被提拔的很多学者就是这类人。

　　因循守旧，不能跳脱出来解决实际问题，只知道按照权威和经典谋划实际事务，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经学传统，这在思想领域尤其常见，能够把“举烛”解释得合乎治国大道，太不容易蒙对，但在今天的教育实践中，这种情况仍然屡见不鲜。

　　比如但凡在中学教科书中学过鲁迅先生作品的，几乎都像燕相国那样，想方设法、绞尽脑汁诠释其中的某句话、某个字，乃至一个标点符号。丝毫不敢有所质疑，有所逾越，结果诠释过度，成为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难怪中学校园里曾经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做：“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

　　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先生最近也批评道，现在的语文教育存在很多的“假语文”。“《再别康桥》是诗人徐志摩对友人和情人的怀念，有些老师非得说它表达了诗人热爱祖国、热爱故土的情感。”王先生没有进一步指出的是，这是一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啊。

　　与守旧、固步自封，再到试图突破却洋相百出地“解经”这一深厚传统相比，“解放思想”的口号提出不过30多年，出现诸如如何证明“我妈是我妈”、如何证明自己是单身、如何证明自己没有犯罪记录式的怪象，一点都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