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类似的失落感给其他作家提供了魂牵梦绕的题材的温床。在多年前我与萨尔曼·拉什迪的一次谈话中，我们一致认为，失去的但泽对我来说，就像他失去了的孟买一样，既是源泉又是垃圾坑，既是伤心别离地又是世界的肚脐。那种狂妄自大，那种滥杀无辜的场面，在每一种文学的心脏部位都可以见到。对于能够发现一切艰难险阻的故事来说，它是存在的条件。煞费苦心的细节，敏感的心理分析，描绘人生片段的现实主义——光靠这些技巧并不能处理好我们的怪异的原始材料。像我们这样受惠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传统的作家，对历史的荒谬进程的理解是成功的唯一解释，它摒弃了一切别的推理性的解释。 

　　文学正从公众生活中撤退，我愿跪在西西弗斯面前祈祷

　　诺贝尔奖金，只要我们剥去它的典礼的盛装，就会看到它根植于炸药的发明中。人类思想的胚胎是随着原子的分裂而形成的，而荣获诺贝尔奖的基因分类研究给这个世界既带来了福祉又带来了悲哀。文学也是如此，它的根基隐含一种爆破力，尽管文学释放的爆破力不是一种即刻的而是延后的行动效果，只有在时间的放大镜中才能改变世界，也就是说，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它都通过宣泄而发生作用。

　　起颠覆作用的文学如何能做到既具有爆破力又具有文学性呢？还有足够的时间来等候这种被延误了的行动吗？将来，任何书都是为了提供一种短期消费的商品吗？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么，对于文学正在从公众生活中撤退，青年作家正在运用电脑联网作为游乐园这一现象，当做何种解释？停滞不前的迹象日甚一日，这一点，可疑的communication一词已经透露了某些信息。每一次时代的故障停车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神崩溃。文化工业的一次浸染着泪水的低谷正在向全球的每个角落漫延。还有什么可做呢？

　　尽管我不信神，但是，我所能做的一切不外乎跪在一个圣徒面前，因为这个从未使我失望的圣徒炸开了某些最硬的坚果。“啊，（多亏加缪的恩赐）神圣而崇高的西西弗斯！也许你的石头不会停留在山顶，也许我们又一次把它滚了下去，像你一样继续为之感到高兴吧，也许，我们‘存在’的苦工是一个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阿门。”

　　但我的祈祷会有人听到吗？或者，这些传说是真实的吗？新的无性系的生命的孕育注定能保障人类历史的延绵不绝吗？

　　饥饿还在蔓延，未来仍有东西需要讲述

　　这就把我带回到我在演讲开头说过的那番话。我再一次打开《雌鼠》的第五章，书中的实验室雌鼠，代表数百万在研究过程中的实验室动物，赢得了诺贝尔奖。而我则想到：几乎没有什么奖金曾经颁发给那些力求使这个世界摆脱人类一大灾患的科研项目——即根治饥饿的科研项目。任何人，只要付钱，就可以换两个新肾，心脏也可以移植。我们可以给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打无线电话。卫星和太空站令人不安地绕着我们循着轨道运行不息。最近被构想被开发的武器系统，根据颁奖和获奖的原则，它们也有助于延缓其主子的死亡的逼近。

　　人的大脑构想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得到惊世骇俗的实践的运用。只有饥饿似乎还在令人难以忍受地忍受着，甚至正在日益恶化。根深蒂固的贫困逐渐化为一片愁云。难民正在云集世界各地，伴随而来的就是饥饿。如何根治这一巨大悲惨的现状，政治认识与科学认识应当达成共识。似乎没有人决心进行这一事业。 

　　1973年，正当在美国的积极支持下，恐怖开始袭击智利时，威利·勃朗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这是第一位德国总理站在联合国讲坛上。他提出了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他惊呼：“饥饿也是战争！”接着是掌声如雷。

　　他发表演说时我正好在场，那时我正在写小说《鲽鱼》。小说涉及人类存在的真正基础，尤其是食物——或极为短缺或相当丰富的食物，无数的忍饥挨饿的穷人和大腹便便的饕餮之徒，富人的餐桌上的美味和欢笑。

　　问题仍然纠缠着我们。穷人以增长的出生率抵销了增长的财富。富饶的北方和西方可以尝试在防御壁垒中隐蔽起来，但难民潮仍然会把他们席卷进来，因为没有一扇大门可以抵抗饥饿的挤压。

　　凡此种种，未来都会有某种东西需要讲述。我们共同的小说必须未完待续。甚至某一天人们不再写作不再出版或不得不如此时，仿佛书籍不再是有用之物时，仍然会有讲故事的人给我们做口耳相传的人工呼吸，仍然会用新方式来编织老故事：有时声音洪亮，有时气韵平和，有时诘问发难，有时踌躇不前，有时收敛笑容，有时泪珠盈眶……

　　（本文摘自《给诺贝尔一个理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精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傅正明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