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嗜好看书写字

　　在大会上，刘伯承把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刘弥群说，父亲这样做实际上也是想保护部下，但是事态的发展已不是他所能控制——萧克、李达数次检讨都不过关，最后被撤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红军时期的干部蔡铁根大校看不下去，没经任何人允许上台抢过话筒：“你们对刘帅的说法完全不是事实！”当场被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不久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军事教条主义再次被人提出来并遭到变本加厉的批判，已被逐出军队的蔡铁根大校在地方上被划为“现行反革命”而遭枪毙。会后，刘伯承被直接送到了北京医院。治疗期间，他还按工作组要求写检查。老友陈毅来看他，耿直的陈老总说：“你写啥子检查嘛！要写我替你写，写100个字就行了。”

　　1958年冬，刘伯承以身体原因，辞去军事学院院长一职，保留了军委副主席一职，赋闲在家。“这样也好，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看到爸爸。”刘蒙说。而从另一个角度，刘伯承也因这场“反教条主义”躲开了其后来势汹汹的政治运动。

　　1959年1月，刘伯承带着全家移居北京。离开之前，刘伯承反复命令部下，不许开欢送会，不许送行。在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到了渡口之后，刘伯承发现军事学院的许多干部早已集合在码头，自发为他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坚决不许大家送。等到他上的船要驶离时，那些军人齐齐向他敬礼致意……“我也跟着爸爸妈妈一道，看到这一幕非常震撼。”时隔五十多年回忆这一幕，刘蒙仍然心绪难平。当时，刘伯承只是久久地朝着人群挥手，刘蒙感受到父亲心中的不平静。望着老帅在寒风中略显苍凉的背影，新任院长廖汉生感慨道：“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这顶“教条主义”的帽子，刘伯承足足戴在头上近30载，直到他离开人世。生前，刘伯承从来没说过一句怨言，只是家人注意到他常常一人默默地陷入沉思。妻子和子女们都难免觉得受了些委屈，而他的回应只有一句：“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的。”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去世，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有5000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上郑重宣告：“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刘伯承一生对烟酒无好，唯一嗜好是看书写字。赋闲在家的刘伯承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读一段俄文——他有一个习惯，喜欢早晨起来上厕所时坐在马桶上大声朗读俄文，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他72岁双目失明为止；然后打一套自创的操，之后便开始写毛笔字。耳濡目染下，刘蒙也开始学书法，如今，刘蒙的另一重身份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不管每天工作有多忙，刘蒙依然会抽出时间读外文。追溯起来，早上出门上学时，“要么在大声念俄文，要么在练毛笔字”的父亲，早已悄悄地在少年刘蒙的心里种下了那些种子。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刘伯承家里电话旁贴有这样一张特殊的“告示”，这是汪荣华写给孩子们的。刘蒙说，父亲办公室一左一右两个抽屉，左边放的是私人信纸，右边放的是公文纸，如果是写私人信，父亲绝对不会打开右边那个抽屉用公家一张纸。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听到父亲跟母亲叮嘱：“我的私人信笺用完了，别忘了帮我买一点。”

　　孩子们都知道，父亲是爱他们的。刘解先说，父亲希望他们都长得漂漂亮亮的，怕孩子们长个塌鼻子，所以他经常捏孩子们的鼻梁，“我们每个都被他捏过”。但是，父亲对子女们的要求也极严格。刘蒙说，自己上学的时候，妈妈一分零用钱也不给，于是他每天都走路上学，把节约下来的八分钱车钱放到储钱罐里，等春天来了才舍得用攒下来的钱买风筝、山里红等。一直到上中学，刘蒙穿的都是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以至于被同学取笑。

　　1936年，刘伯承在长征途中与出身农家的汪荣华结婚，两人相携走过整整半个世纪。像那个年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刘伯承夫妇也为我们的新政权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他们的大女儿刘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