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繁简之争，一直引人关注。今年两会，冯小刚关于恢复繁体字的提案，再次激起千层浪。冯导是“明星委员”，其提案的关注度自然要高于一般的学者。不过平心而论，冯导的提案措辞还是比较克制的，他只是“希望部分恢复有丰富含义的繁体字”。但到了拥护派的网民手下，则不论青红皂白，把繁体简体完全对立，似乎繁体千般好，简体万般差；写繁体字就有文化，写简体字乃是糟蹋了传统文化……如此所云，其实是不了解汉字的演变规律，也不懂得繁体简体的互相关系。说起来，需“进补文化”的倒恰恰是自己。

　　我对文字素有兴趣，繁体简体，如手心手背之齐观，它们皆有可爱之缘，也皆有可探之源。我们现行使用的一些简体字，虽说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政府来颁布推行，但却不是新政府的“新发明”，而是渊源有自，代有所传。许多简体字都是一些约定俗成的古字、俗字和假借字，再有就是楷化的草字，如“尽”、“兴”、“读”、“书”四字，虽为简体，但皆是繁体之草写。文字改革专家基本遵从的是“述而不作”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不造新字。说来也许令人不信，就我们现行的简化字中，真正独创于1949年之后的仅仅就一个“帘”字。如网上流传最广的“亲不见，爱无心”之类，其实都是古人的省写和草写，早在宋元时的书本上就已出现，王羲之、苏东坡也都曾写过“无心之爱”，难道，你还敢说羲之和坡翁“没有文化”吗？ 

　　汉字如果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算起，发展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它由篆入隶，由隶而章草，再至成熟的楷书、行草等，作为语言思想的交流工具，由繁趋简，是文字发展的必经之路。当然，汉字之所以能成为艺术，除了表音义之外，还须非常有形（型）。因此，汉字在演变过程中，好比名模走在历史的T台上，不单主题须演绎准确，形体也要尽可能保持完美。这也是历代文字学家都不敢也不肯忽视的问题。所以，汉字的简化，太远的不说，就是近一百年来，也是几经争论，几经反复的。譬如清末的陆费逵先生，民国的钱玄同先生，都是主张汉字简化的先驱人物。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他原先甚至提出要废除汉字，后来缓和一点了，则提出了汉字简化的方案。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中国人性情是总喜欢折中调和的，如果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开个窗子，大家一定不允许。但你如果主张拆去屋顶，那么有人会出来调和，然后就愿意开窗了。钱玄同是系统提出汉字简化方法的“第一人”，他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文呼吁，1922年，又与黎锦熙等联名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大会上提交“减少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该提案获得会议的一致通过。稍可玩味的是，钱玄同和今天的冯小刚都是关于文字繁简的“提案”，只不过九十年前是要“求简”，今天则是要“复繁”。 

　　我想，无论是“求简”还是“复繁”，相对的理由总能说上无数，然而文字演变的绝对规律却仍是“由繁趋简”。尽管我喜欢繁体字，也提倡年轻人能了解繁体字，但若说再退回繁体时代，则似乎毫无可能了。凡事就怕矫枉过正，如今对繁体字能重视，并认识到它也是一种文化就很好。这正如咱们的方言，不能总是到土生土长的孩子们都不会讲自己的家乡话了，才反思并呼吁要重视一样道理。文化最怕的是“赶尽杀绝”，记得曾有段时期，繁体字被限定不容许出现在任何出版领域，包括书报刊头、商标、店招等，原先有繁体字的一律整改，否则将不予审核通过。一时风声鹤唳，所向披靡。就连我们的人民币也未能幸免，好端端的一行“中国人民银行”题字，就因“国”和“银”两个繁体字，不惜以挖补手法粗暴地改成简体，以致两个字极其生硬而勉强。我每每瞥见，心里就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