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出口的婚姻问题

　　路遥因积劳成疾，酿成大病，某种原因是由于家庭出了问题。

　　路遥与林达的婚姻，可谓北京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副产品，没有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没有这样的婚姻形式。北京知青与陕北青年的婚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陕北后生娶北京女知青；另一种就是北京知青娶陕北姑娘。在北京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潮流中，这两种婚姻较为普遍，大多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如我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著名作家白描等人的夫人均是北京知青；知青运动中的插队模范、后成为实业家的北京知青丁爱笛娶的老婆就是陕北农村姑娘张海蛾。

　　问题不是路遥不能找北京女知青，关键是如何找，找什么样的人，要运作成什么样的婚姻。年轻时期的路遥很有文才，心志很高，非北京知青不娶。因为北京女知青身上散发出的是都市文明的气质，他找女朋友就是想找自己能征服与驾驭的北京知青。他的恋爱开始就是在征服与被征服、驾驭与被驾驭之间的“搏斗”。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是林达同村插队的好朋友，这个女知青漂亮、多情，也颇有心机。她和路遥在县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认识，一下子勾住路遥的魂。路遥甚至把很快能跳出“农门”、改变自己命运的招工指标，执意让给这位女知青。当时，县里好多人给路遥提醒，你在做“鸡飞蛋打”的傻事啊！但路遥却固执己见，结果可想而知。路遥与林达来往后，许多人再次提醒他，但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如果说路遥的第一场恋爱是浪漫型的话，那么他与林达的恋爱与结婚则透露出更多的现实。路遥有文才，是当时全延川县一颗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这一点不假。但他却是农村一个赤贫如洗的家庭的养子，只有勇气与胆略、才能与知识。林达尽管不是美女，但具有北京大都市知识女性的一切特点。她在插队之时文采也不逊于路遥，1972年发表在延川《山花》小报上的散文《在灿烂的阳光下》就是明证。她是南方人，归国华侨子弟，拥有高干家庭身份。这样，两位心志均很高、同样有文才的青年人注定能够在恋爱中交集，也注定能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但却不是最合适的夫妻。

　　性格决定路遥善于挑战。早在恋爱阶段，有人反复提醒路遥：“找一个本地人比较稳妥，知根知底，有挑有拣。”但路遥听不进去，反问：“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事实上，林达成为路遥的未婚妻后，每月的工资主要是供路遥上大学。1978年元月，路遥与林达马拉松式的恋爱有了结果，两人终于组成新的家庭。

　　家庭从组建起就缺乏维护

　　路遥与林达的家庭从起航开始，他们的共同经营与维护均远远不够。

　　首先，路遥的生活习惯与正常家庭的生活格格不入。长期的伏案创作，致使路遥形成“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习惯，他的早晨是中午，他的工作时间是下午到凌晨三四点。这样昼夜颠倒的作息方式，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具体问题——如吃饭问题、穿衣问题、送孩子上学问题，甚至是夫妻生活问题，等等。林达是杂志社编辑，她必须按时上下班，也要承担接送孩子上学甚至管理孩子吃饭的具体任务，而路遥基本上是“甩手掌柜”，因为他中看不中用。路遥每天起床了，见不到老婆孩子，自然也吃不到一口热饭，只能是随便凑合—下。难怪省作协的同事们经常看见路遥是两根发蔫的油条、一根黄瓜、一只西红柿，或者一个大蒸馍就一缸浓茶。晚上在工作间创作饿了，要么到门前地摊上随便吃顿什么便宜饭，要么敲开同事家的门，要个馒头什么的，情况好时还能吃顿热汤面。长期这样生活，路遥的家庭自然会产生诸多不和谐因素。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双方妥协。路遥是把创作看成比生命还重要的人，他经常说：“一个作家不出作品，什么都不是。”要路遥纠正自己为创作而形成的创作习惯，比登天还难。那么，林达能否进行妥协呢？这也不可能。林达是都市知识女性，工作是她身份的确认，她也不会放弃工作成为专职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

　　就饮食习惯上来看，路遥与林达的差异也很大。路遥出生于陕北的穷苦农家，从小饥一顿、饱一顿，对饮食完全没有讲究，直至结婚后他仍喜欢吃揪面片、洋芋叉叉、熬洋芋、炖羊肉等陕北家常菜。而林达尽管在延川插过队，但她是南方人，饭食上以米饭为主。在结婚后的最初几年里，路遥为了满足她吃大米的要求，不惜动员朋友经常从汉中买米。而路遥的味觉却始终停留在对陕北饮食习惯的记忆上。

　　路遥虽然长着陕北人的胃，不讲究吃，但是却喜欢在创作时抽高档烟、喝咖啡。海波回忆说：“路遥在生活上非常简朴，可以说不讲究吃，不讲究穿。但也不是什么也不讲究，比如说抽烟，他就很讲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开始抽三四元钱一包的香烟，每天最少两包，一个月光烟钱就得花掉200元，而他每月的工资仅为100多元，还不够抽烟。就此，我多次建议他把烟的‘档次’降下来，至少做到量入为出。他不同意，说，这不是生理上的需要，而是心理上的需要；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而是为营造一种相对庄严的心情而保持庄严的心情，为的是进行庄严的工作。” 

　　路遥朋友、作家黄河浪生前也回忆：“饭毕，我们在街上走走，他爱往书店和烟酒店去，购心爱的书，买好抽的烟。他烟瘾重，烟的档次也高，大都是‘红塔山’，一买就是好几条。为此我开玩笑道：‘你老兄除属于陕北外，还应该有第二故乡，干脆到云南去工作。’他说：‘你也这么讲哩，我早盘算过。’我问他一天能抽几盒烟，他说没二三盒打发不了。我为他算了一笔账，当时‘云烟’还没有今天昂贵，但一个月也得几百元钱，那几十张‘黑老板’就在烟雾缭绕中飘去了。我略带惋惜地说：‘你把这些钱买成牛奶、鸡蛋等营养品多好，既省钱又于身体有利。’他埋怨似的说：‘话怎能那么讲哩，人活一世各有习性。你一辈子别吃别喝钱都攒下了，谁也难以剥夺我与烟的友情。’是的，我想那袅袅烟气即是路遥的思维，即是他的文章，他的作品都是在烟雾中诞生的。”

　　其次，“农裔城籍”的路遥负担很重。他有延川与清涧两家老人，兄弟姊妹众多，穷亲戚多，这些势必要让他不断分心。路遥是念家之人，早在1980年初，陕北农村吃不上白面、大米，他总想办法从西安长途给延川与清涧的老人们捎米、捎面，尽一份孝心。在农村的兄弟姊妹找他这个大哥，他能不给钱吗？这种所有的爱心是建立在真金白银的基础上啊！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长此以往，这个家庭有矛盾与裂痕是迟早的事情。路遥长期在外搞创作，林达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庭，心有怨言也属正常。倘若路遥能够及时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就不会出现后面的问题。可是，早在创作完《平凡的世界》第二部、身体出了问题之后，家庭就亮起了“红灯”，林达提出离婚，但路遥坚决不同意。弟弟王天乐鼓动路遥，要他不要再维持那个有名无实的家庭了，找一个陕北女孩，不识字最好，专门做饭，照顾他的生活。但是路遥却因女儿的问题，放弃了这次机会……

　　事实上，林达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路遥在多部小说创作中，都听取了林达的意见。林达甚至还给路遥誊抄过稿件，帮助联系过作品的发表，等等。当然，林达的身影也渗透在路遥小说所精心刻画的众多气质高贵的城市女性形象中，读者只要仔细研读，不难发现路遥的这种情感指向。 

　　路遥病逝后，林达和女儿在挽带上写出“路遥：你若灵魂有知，请听一听我们的哀诉……”的字样。作为路遥合法妻子的林达是在借此表达一种怎样复杂的心绪呢？我们不得而知。

　　海波回忆说，路遥病逝后不久，林达给他说过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话后，才引起他对路遥家庭裂痕的注意。“那天我进城去，在大街上遇上了林达，她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你也在背后说我的不是，别人不知道路遥，你也不知道吗？’问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问她听说了什么，她没回答，只说：‘我也想你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说完就走了。这之后，我才听到有关他们之间不睦的传言，这令我非常难受……” 

　　路遥病逝后，林达多年来一直缄默不语，保持着高贵的沉默。笔者想倘若路遥有来世，在选择“刘巧珍”与“黄亚萍”的问题上，还是会依然选择城市姑娘“黄亚萍”。这就是路遥的宿命。 摘自2015年第4期《中外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