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往事，我隐约觉得自己对文艺的偏好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我曾经目不转睛地盯着镜子，为那双“海瓜子”般的小眼睛哀声叹气，但后来长成一副浑厚的男中音又让我对当一名配音演员存有那么一点奢望。

　　父亲经历了“文革”，从此胆小起来，我这个胖儿子时常闯祸，令他头痛不已。他和母亲商量，考虑让我学一种乐器，那样一则可以少去弄堂发疯，省却不少麻烦，二来也可以有一技之长将来没准儿能借此混口饭吃。父亲酷爱古典音乐，尤其对海菲兹的小提琴演奏赞不绝口，因此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他用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为我买了一把小提琴，还高价聘请一位音乐学院的老师，督促我天天练琴。无奈我的兴趣全在弄堂里，一个月下来，锯木般的声音让父亲坐立不安，他连声责怪我天资愚笨，并认定我在这方面是断然不会有出息的。不久，学小提琴的事就搁浅了，我也由此得以解脱。

　　父亲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知道我从小随长辈听苏州评弹，对江南丝竹并不陌生，而我的姨父又是一位琵琶名家，就哄着我上他那里取经。这样，我不得不抱着琵琶，每个星期天搭乘公共汽车上姨父家学弹琵琶。

　　老祖母在父母的授意下成了我的监督员，每天放学回家后练琴，她总是把闹钟拨到两小时后，闹钟“丁零零”响过之后，我才能歇手，在如此“高压”政策下，一时间我也只好照办，两下相安无事。弄堂里少了我这个人物，惹是生非的事自然也就少了一些，但不甘寂寞的小伙伴怎么会忍心看我在屋内饱受“煎熬”呢？他们就一声长一声短地扯着嗓门叫我。那阵阵叫喊使我心痒难忍，我眼睛滴溜溜一转，便心生一计，趁祖母老眼昏花不太注意时，动作敏捷地把闹钟拨快了一小时，然后再装模作样在琵琶上发出种种声响。阴谋得逞后，又让我在弄堂多混了好些日子。虽说机关算尽，但闹钟的秘密还是被父母察觉了，后果自然不堪设想……

　　在姨父的细心调教和父母的严格管教下，我的琵琶演奏技艺渐渐有了提高，能演奏《高山流水》《土耳其进行曲》《浏阳河》等一些曲子，上学校舞台的愿望也得以实现。

　　正当我怀抱琵琶开始进入青春期的时候，祖国大地发生了巨变，“科学的春天”使我父母这一代人热血沸腾，他们立志要让我成为科技大军中的一员。当琵琶即将“下岗”的时候，我又不免生出几分感伤来。

　　那把琵琶终于被高高地搁在了衣橱顶上，灰尘日厚。等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搬家的时候，它已经是破旧不堪，被舍弃在搬场车外。

　　琵琶没了，但我依然爱听评弹，依然爱听琵琶名曲，一有名家在荧屏上出现，我总忍不住要伸长头颈去张望几眼。

　　一晃就是十年。事情总会有某种巧合。1996年，东方电视台主办了一场“东方妙韵”评弹名家会演，导演撺掇我和袁鸣客串说书，我一时技痒，顾不得许多，便在众多评弹名家面前班门弄斧，又拨弦弹了几段熟悉的旋律。没想到，老先生们一致认为我“弹”、“挑”、“轮”、“扫”等基本指法相当规范，我不由得心花怒放，似乎又找到了童年的感觉。

　　如果说，那一次只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胡乱拨弄几下，那么1997年底那场“金话筒”颁奖晚会，我才真正有机会在小品中实打实地来上那么一段琵琶独奏。在小品排演过程中，我始终没有见到心爱的琵琶，直到正式录像前，才有人把琵琶送到我的手中。我坐在后台休息室里，“转轴拨弦三两声”，自觉手指僵硬，不听使唤，脸上有些冒汗。这次演出并不十分顺畅，就在我摆弄琵琶时，话筒出了问题，发出不少刺耳的声响来，为了给这小小的失误打“掩护”，我脱口而出，“这不，连琵琶也发火了……”

　　我爱琵琶，心里可不愿它真的发火哩!

　　这些年，上海开始了大规模的市政建设，耳边不时传来拆迁的消息，有人告诉我，我孩提时玩耍的那条弄堂第一排房子被拆掉了，弄堂马上就要面目全非……

　　我想再看一眼那条已经显得遥远、陌生的弄堂。

　　弄堂总算没有太走样，两棵大树和一口井还在那里，只是小时候觉得十分宽敞的弄堂，今天看来竟是那么狭窄。老祖母“呼风唤雨”的那扇二楼窗户还在，只是主人已不再是原先那一个了。我走进当年学弹琵琶的那间小屋，惊奇地发现，尽管主人换了，家具变了，但房中的格局几乎没有变，放床的位置，放沙发的位置，还是原样，只是不会再有琵琶的声响，也没有老祖母那慈祥的脸庞。我只想告诉这间屋子的主人，这里曾经包藏着一个男孩的许多爱怨，这里也萌发了一个小胖墩对缪斯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