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易大庵博学多识，是一个复合才子型的印家。诸如诗词、古文、金石、书画、篆刻、训诂、音律、词曲、佛学等，无不淹通。但像这样一位睿智宏达，萃众艺于一身，担任过近代著名印学团体——“冰社”社长的印坛名宿，晚年竟贫病交迫而逝，令人叹惋。

　　易大庵（1874—1941），名廷憙，后喜获汉私印“臣憙之印”，遂易名憙，字孺、季复，号大厂（庵）、待公、孝穀、屯老等，别署魏斋、鄦斋。广东鹤山人。易大庵家学渊源，生而通敏，早年师从翰林院编修、名儒张鼎华，又私淑画家邓芬尊翁邓次直。青年时以县试第一名的佳绩升入广雅书院学习，受教于山长梁鼎芬、朱一新、廖廷相，研究朴学。后东渡扶桑攻习师范，民国初一度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又随金陵刻经处创办人，著名佛教居士杨仁山进修净土教理，亦为南社早期社员。清末民国间，易大庵活跃在当时印学最为繁盛的沪浙与京、粤三地。1918年在广州清水濠，与岭南印人李尹桑、邓尔雅等创立濠上印学社，并参加三馀印学社。1921年在燕京，与金石篆刻家、收藏家丁佛言、马衡、陈宝琛、寿石工、周希丁、齐如山、柯昌泗、孙壮等于琉璃厂古光阁组建冰社，出任社长，成员达四十余人，对民国京津冀地区金石篆刻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易大庵晚岁寓居沪上，在暨南大学、国立音乐专科任教，余暇以书画、篆刻、诗词自娱。收藏家陈运彰、梁效钧、屈向邦、吕贞白等嗜好其印，求印最多者达一百余钮，分别辑为《证常印藏》、《古谿书屋印集》、《诵清芬室藏印》等，颇受印林瞩目。不料日后易大庵处境渐趋窘迫，加上性格孤峭，拙于谋生，以致“名愈高而贫益盛”，在穷困中遭数病侵袭而逝。

　　易大庵篆刻初宗赵之谦、黄士陵，所作精严古雅，深得黟山精髓。中年后，他在同门及古玺高手李尹桑的诱导下也开始转攻古玺。然而易大庵的古玺类作品与李氏承袭的黟山派光洁完整一路迥然不同。他在精研古陶、封泥、汉魏凿印及周秦两汉金石文字之后，结合自己的审美趣味，开始向大写意方向发展。易大庵成熟期的白文印，章法奇异错综，运刀恣肆凌厉。他擅长用古玺疏朗空灵、参差欹侧的布局，与凿印纵横率意的线条相组合，并往往将印文提升或偏向上半部一角，以增大印面底部与印边一侧的留红。此手法虽古已有之，但易大庵的留红宽度超乎寻常，突破了传统印章欣赏的比例尺寸，印面开合排闼，气象恢宏，线条斑驳奇崛，视觉冲击力极为强烈，具有现代美术中一些夸张、前卫的风格，其佳者充满着奇峭、孤拗之气。然由于一意求谲，也时而有刻意雕饰做作，为奇而奇之弊。由此可见，“计白当黑”自有调度得“度”之准则。

　　易大庵开创的现代写意派印风，颇受时人推许。印人邓散木称其：“拟古玺要有踏天割云气象，大厂居士死后，遂有佳人难得之概。”康有为弟子、著名剧作家罗惇曧赞道：“吾见能为古鉨逼真先秦者，独大厂一人而已。”沙孟海在《沙邨印话》中更出人意表地将易大庵与吴昌硕、赵叔孺、黄士陵誉为阴阳学中的四象，称：“鹤山易大厂（憙）之散朗，则少阳也。黟黄穆甫之隽逸，则少阴也。”见重如此，可谓眼光独到。

　　与缶门弟子徐新周、赵古泥相较，黟山派中同样有恪守师门的李尹桑、邓尔雅、黄少牧，也有大胆逆向求索的易大庵。所不同的是，赵古泥虽变圆为方，印风仍不脱缶翁砖瓦、封泥雄浑敦厚一路的大框架。而易大庵从黟山入，复从黟山，完全突破黄士陵清刚秀雅的面貌，走向了对立的大写意阵营，完成了从青衣花旦向铜锤老生的突愕转身，其成就当在黟山诸子之上，堪称翘楚。惜乎其在雄强淹博海上印风的氛围中，毕竟势单力薄，解人无多，终究未能在印林产生出应有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