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由李一氓任团长、乔石和于光远任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察。回国后，撰写了10万字的考察报告。报告的结论是，南斯拉夫坚持马克思主义，从本国实际出发，形成了一条以社会主义自治为中心的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这份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发至县团级。1978年5月，中共中央又向全党转发中联部撰写的《关于中南两党恢复关系问题的宣传提纲》。转弯子工作基本完成。

　　下一步，是同西欧国家共产党恢复关系。

　　1979年年初，在李一氓的建议下，经中央批准，时任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赴罗马，同意大利共产党进行内部会晤。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中方点名批判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与意共中断了关系。1980年春，中共先后同意大利共产党和西班牙共产党恢复了党的关系。

　　李一氓又提出，应打破中共只同外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旧框框，发展同各国社会党的关系。1980年7月，中联部向中央提出发展同外国社会党关系的请示，得到中央批准。1981年之后，中共先后同法国社会党、日本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党际交流。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对外活动不断扩大。为了适应新的情况，中联部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中联部需要有一个外围团体，以便扩大党的对外活动。

　　1981年4月16日，中联部向中央书记处上报成立“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请示，获得批准。李一氓担任了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会长。交流协会一成立，立刻成功推动了社会党国际主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访华。此后，这个平台在对外政党交流和民间交往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改变“三个世界”的认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国内问题上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略，转变为将发展经济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但在对外关系上，依然奉行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论断和“一条线”的外交政策。

　　1979年初，李一氓提出，要认真研究国际共运和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和战略问题。他认为，我们党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提法，有的仍然正确，有的有时代局限性，要结合现今的客观实际，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1980年3月至6月，他召集中联部领导和研究室、业务局的负责人，对6个方面的国际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分别是：当前世界经济状况、国际共运大论战、战争与和平问题、欧洲共产主义、“三个世界”划分和苏联问题。

　　其中，战争与和平和三个世界划分问题，最具突破意义。

　　“第三世界”的概念原本是法国人50年代提出的，指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民族独立国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内涵完全不同的“三个世界”划分，即美、苏为第一世界，西欧、日本等国家为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第三世界。他在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同年4月，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发言时，简要阐述了这一观点。

　　毛泽东坚持列宁的“战争与革命”理论，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为此，他确定了“一条线”战略，即把苏联作为主要的战争策源地和主要敌人，联合美国、欧洲、日本及第三世界国家，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苏联。他在1973年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1974年会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时，都提到了要搞“一条线”。

　　1977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胡乔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以撰写一篇有分量的文章，系统论述“三个世界”。写作从当年8月到10月，进行了三个月。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文章的重点。胡乔木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在文章修改过程中，小平同志指示要把战争与和平问题专门讲一下，战争首先有现实性，其次是不可避免但可以推迟。”邓小平的战争“可以推迟论”，在当时是对毛泽东的“战争与革命”观的一种突破，但依然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1977年11月1日，题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发表了。

　　经过科学调研，李一氓提出：“三个世界”划分并不科学，并不是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更多地带有以我划线、以苏划线的主观随意性。他认为，过去我们把战争的危险夸大了，现在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起码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世界大战，做这样的估计，有利于我们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和进行改革开放。

　　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需要足够的理论勇气和胆识。据曾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回忆，李一氓曾告诉他，中央政治局讨论《讨论稿》时，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曾说：“你这个一氓呵，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怎么能避免?”

　　后来，李一氓的观点逐渐为中央领导人所接受。

　　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胡耀邦正式提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做了“两个转变”的讲话（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对外政策从“一条线”到独立自主）。

　　我们还听到部领导传达：今后中央正式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和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后来在编《邓小平文选》时，他在联大特别会议上谈三个世界划分的那篇讲话也没有收入。

　　回忆录不是“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簿”

　　1981年底，为响应中央干部“年轻化”的号召，李一氓主动辞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职务，退居二线。当时还没有关于部级以上领导退休年龄的规定，像这样的举动，在当时中央机关中是比较突出的。

　　李一氓推荐比较年轻的吴学谦接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乔石任中联部副部长。后来，吴学谦调外交部任部长，乔石担任了中联部部长。

　　李一氓的求实作风，深深影响了中联部后来的领导干部，如后来担任部长的钱李仁、朱良、李淑铮和担任副部长的蒋光化、朱善卿和李成仁等，以及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在中联部工作的一代人。

　　1983年起，李一氓开始自己动手，撰写回忆录。他认为，回忆录不能写成一本“自己夸耀自己的功劳簿”。“文革”中专案组要他写“供词”时提出了三点要求，即不准“丑表功”，不准“攀领导”，不准“安钉子”，他幽默地将之移植为自己写回忆录的三原则。

　　1992年12月，李一氓去世后一年，他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乔石题写了书名。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说：“时过境迁，现在所能检查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面模糊的荧屏。”

　　在回忆录中，他不但没有自我表功，而且不讳不诿。对皖南事变的那页历史，他坦诚地写道：

　　我知道了项、袁准备离开队伍，既没有劝说他们不能这样做，也没有去找叶挺报告这件事情，反而自己学他们的样子，也找了几个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脱离了部队，其实也没有跑出包围圈，被迫依然返回军部。虽然时间很短，从黄昏到夜半，不超过十个钟头，但总是一个这一生都感到遗憾的错误。……至今想起来，不知为什么会错走这一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可能还差点什么。

　　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一批优秀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忠诚于党的事业，同时刚正不阿，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在我看来，李一氓，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者系中联部研究室前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