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牛惠生

　　1910年7月，我祖母的哥哥、18岁的牛惠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毕业后来到美国。他顺利地通过了哈佛医学院的化学考试和物理、拉丁语的高分录取要求，这不但是他自己用功的结果，也与毛利阿姨在通信中的指点有关。当时入读哈佛医学院的学费相当昂贵，已经远远超出了曾外祖父能负担的极限，但牛惠生还是信心满怀地来到了美国，他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攀登这座高峰。轮船到达美国西岸城市西雅图时，他口袋里只有母亲倪桂金给他的150美元。

　　牛惠生乘火车到达波士顿后，住的是最便宜的旅馆，一日三餐只吃三明治、喝白开水。他非常小心地花每一个铜板。在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确定可以在秋季入读哈佛医学院之后，他的兜里只剩下了100美元。这时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而开学时马上要交的300美元学费还无着落，吃饭住宿还不知如何解决，他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压力。

　　就在这时候，牛惠生收到了霍布鲁克太太的信，邀请他去“夏屋”小住直到开学！他到达之后，发现来接他的妹妹惠珠长高了很多，而最让他吃惊的是，妹妹居然把中国话全忘了！他们之间经过好长的一段交流，惠珠才慢慢地恢复了对母语的记忆。

　　相处几天后，牛惠生感觉霍布鲁克太太和毛利阿姨都是和蔼可亲的长者，于是就把自己面临的困难告诉了她们。她们欣赏这个中国年轻人的勇敢，随即展开了为牛惠生在波士顿剑桥附近寻找食宿家庭的努力。最后找到了一位牙医杜内特先生，可以为牛惠生提供食宿，但是要做整座房子的清洁工作作为回报。

　　开学前10天，牛惠生告别了妹妹惠珠和霍布鲁克家人，找到了杜内特医生的家。一楼是牙医诊所，二楼是杜内特先生和他姐姐的住房、餐厅、会客室；顶楼是牛惠生的住房。繁琐的家务劳动难不倒他，然而饮食上却让他很不习惯：杜内特先生和他的姐姐都是素食者，而且提供的食物数量很有限。出于自律，牛惠生几乎天天处在半饥饿状态。他在那里住了八个月，直到在波士顿水上医院找到了一份洗刷试管、制作细菌培养基的工作，才离开杜内特医生的家。

　　这份洗刷试管的工作解决了他的食宿问题，却遭到了某些来自中国的富家子弟的嘲笑，但求学意志坚定的牛惠生非但没有放弃反而以此为荣，他留学期间一直坚持半工半读，解决自己的经济来源。打工的收入可以支付一部分学费，其父牛尚周当年在美国留学时的寄养家庭威勒太太的女儿资助他一部分，还有父母寄来的300美元。直到大学三年级，他利用暑假在波士顿水上医院当实习医生，挣得的工资才足够支付学费和生活费。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远在上海的父母，不需要再给他寄学费了。于是在1913年12月，牛尚周夫妇把13岁的小女儿牛惠珍送到了英国留学。到了大学第四年，医学院聘任牛惠生为细菌课的讲师，他的经济情况更趋好转了。

　　这时候，卡波特·霍布鲁克已经参军去了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之前，霍布鲁克太太已搬到了波士顿居住，因为孩子们都在这里上大学，便于照应。她的家在剑桥后壪区贝肯街501号，是一处宽敞的公寓。牛惠生也在波士顿读书，霍布鲁克太太就让他住在卡波特·霍布鲁克的房间里。牛惠生到达美国之前已跟卡波特保持着通信联系，进入哈佛医学院之后，两人更是经常见面成了好朋友。这段时间，惠生每天吃完了丰盛的早餐之后，带上家里厨师为他准备好的午餐盒和蛋糕，沿着风景宜人的查理士河岸走到医学院他自己的办公室，冲上一杯咖啡或奶茶，开始准备上课——多年以后，他还常常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时光。

　　从1910年到1914年，每一年的圣诞节，牛惠生都是在霍布鲁克家的“夏屋”度过的。霍布鲁克太太和毛利阿姨对待他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顾，并将他在学业上取得的成绩引以为荣。惠生惠珠兄妹已经成了他们家庭的新成员。

　　牛惠生1915年回到上海后，曾在哈佛医学院上海分院工作，教授解剖学。1916年冬天，他再次回到波士顿，在各大医院当外科医生并完成他的博士论文。1918年底，他回国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主任。1922年，他与哥哥牛惠霖创办了上海霖生医院，成为一代名医。他们医德高尚，对前来就医的穷人从不拒绝，还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两次救治过共产党的将领陈赓。除了做好医生，牛惠生还担任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头衔竟达几十个。他每次在事业上取得了成绩，总不忘写信告诉曾经帮助过他的霍布鲁克太太和毛利阿姨，让她们分享自己的快乐。

　　无愧时代的“哈佛女生”牛惠珠

　　牛惠珠从11岁到美国留学，直至1920年回国，她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离不开霍布鲁克家族无私的支持和培养。牛惠珠在美国的留学经历确实非常幸运。从米尔顿公学、剑桥女中到拉德克里夫学院（哈佛女子学院），每一个学习阶段，她进入的都是美国最好的学校。

　　拉德克里夫学院成立于1879年，是哈佛大学附设的女子学院，也是常春藤七姐妹学院之一，首届只招收了27名女生。1999年，拉德克里夫学院与哈佛大学合并，不再独立存在。现在成立的拉德克里夫高级研究院，是与哈佛商学院、教育学院、法学院平级的研究机构，汇集了世界上著名的女权运动的研究人员在此工作。

　　1914年至1918年，牛惠珠在拉德克里夫学院学习时，恰好是美国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在校四年里，她曾担任哈佛中国同学会的副会长，会长是周启邦，哈佛同学包括杨杏佛、唐腴胪、温毓庆、宋子文等。根据校报记载，牛惠珠经常组织和参加文艺演出、体育比赛、政论演讲等活动，在校园里十分活跃，是名副其实的“哈佛女生”。

　　“哈佛女生”是个代称，在当时美国社会的语境里，专指在哈佛或常春藤七姐妹其他院校学习的女学生。她们是争取妇女选举权利的活跃分子，曾脱下高跟鞋和蕾丝袜，走进工厂和贫民窟做社会调查，开办夜校以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并在各大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社会关注妇女地位和政治待遇。

　　当年，由牛惠珠组织演出的自编舞台剧《唐僧游记》，演员阵容强大，其中不少人来自外校，后来都成了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祖父过养默早年在上海求学时的同学胡适、唐山交大同学茅以升（中国桥梁专家）、薛竹秉（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吕彦直（南京中山陵设计师）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留学生。他们经常在一起聚会，也经常参加哈佛同学会的活动。

　　我的大伯父过惠生1919年8月16号在波士顿总医院出生，被同学们称为“1919婴儿”。与西方妇女的体格相比，东方女性是娇小的。当时为牛惠珠接生的助产士诊断认为，婴儿太大而她的骨盆太小，自然生产存在危险，因此决定给她做了剖腹产。1920年，祖父过养默结束了在“Stone&Webster”建筑设计工程公司的实习之后，他们带着刚满一岁的儿子回到上海。这时我祖母又怀孕了，第二胎也必须要开刀的。1921年3月15日，她在协和医院做第二次剖腹产，又是一个男孩，起名随了小姨父的名字。他就是我的父亲过秉忠，多年后在上海创办“红宝石”面包房，也曾名噪一时。

　　我祖母两年之内做了两次这样的手术，极大地损害了她的健康，再加上她离开中国太久，回国之后严重地水土不服，一个原本朝气蓬勃的少妇顿时变成了虚弱的病人，为此她在事业上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了1924年，两个孩子逐渐长大，老外婆倪桂金帮助她照顾孩子，牛惠珠终于得以重返校园开始教书。她曾经在圣约翰和东吴大学、上海之江大学教过英国文学、世界历史，这些科目通常是由外国教师担任的，班上五十几个学生全是男生，只有她一名女性。她的出现，让这些学校的外国老师感到吃惊：原来中国也有英文功底这么好的女教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