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庇护幼苗的“诺亚方舟”

　　与曾外祖父牛尚周通信的卡波特·霍布鲁克出生于1892年，是一位非常友善又勤奋的实干家。他1913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曾入伍去欧洲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他回到自家的Scott农场，开始了毕生的苹果栽种和品种改良的研究工作。这个农场的苹果至今仍是畅销全国的优质产品。我们参观过的那个苹果展览会上的许多品种，很可能还是他的研究成果呢。

　　卡波特·霍布鲁克于1924年结婚，他的太太安娜·霍布鲁克是瑞士人。夫妇俩继承了前辈助人为乐、慈悲为怀的传统，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的岁月里，继续向中国孩子伸出援助之手。他们曾经帮助过9个中国孩子来到美国，进入新英格兰地区最好的学校读书，并且担当孩子们的监护人，照料其学习和生活。他们的无私帮助，感动着这些孩子远在中国战乱中的父母，把他们的家比喻为上帝的“诺亚方舟”。

　　祖母的嫂子徐亦蓁（牛惠生的夫人）也是在这个危难时期与霍布鲁克家建立起了患难与共的友谊，这是我后来从徐亦蓁的自传中得到证实的。在日寇入侵上海之后，徐亦蓁带着11岁的儿子牛康民转道香港，1941年远渡重洋到了美国，寻找与牛家有着深厚友谊的卡波特·霍布鲁克夫妇，目的是让孩子能够在安全的环境里正常地接受教育。母子俩在波特波罗的老宅里受到卡波特·霍布鲁克夫妇亲人一般的接待，牛康民被安排进入了麻省最好的私立中学——鹰溪中学，跟他们自己的孩子一起上学。

　　徐亦蓁安顿了儿子之后，开始参与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团体在美国的演说募捐活动，支援国内的抗日战争。她把孩子完全交给了霍布鲁克家，在全美国32所大学做“抵抗与复兴”的巡回演讲。1945年，她成为联合国妇女委员会的筹建人之一，中华民国驻联合国的妇女副代表。

　　在安娜阿姨的照料下，牛康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鹰溪中学获得金钥匙奖，并以全额奖学金进入常春藤名校达特茅斯大学。1959年在密苏里大学取得公共卫生学博士学位后，他又在哈佛大学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其后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担任行为科学系主任、教授，在世界各地执教演讲，成为美国应用人类学会的第一位中国人会长。牛康民一直把霍布鲁克家当做自己的家，跟卡波特·霍布鲁克、安娜夫妇保持着亲密的友谊，来往密切的程度甚至超过自己的母亲。他于1985年因演讲后长途旅行，又从波士顿开车回多伦多，劳累过度引发心脏衰竭而去世，年仅57岁。

　　性格坚强的曾外祖母倪桂金

　　霍布鲁克家的老宅里，至今还保留着我曾外祖母倪桂金的作品——老人家一针一针绣出来的金龙花纹的座椅靠垫。

　　倪桂金是倪润山牧师的大女儿。1889年，父亲倪润山去世时，小妹倪秀珍和小弟倪锡纯年纪都还小，就跟他们的母亲徐氏住在大姐倪桂金家。大哥倪锡令也是牧师，1896年不幸在传教途中溺水而亡，因此大嫂和年幼的侄子们的生活也很困难，曾经轮流在大姐、二姐家吃饭。倪家二女婿宋查理是海南人，只会说英语和海南话，语言不通而且脾气很大，所以徐老太太很少住到二女儿家去。徐氏于1908年7月在牛尚周和倪桂金家中去世。她的小儿子倪锡纯这时在耶鲁大学留学，为了不影响他学习，家里人很久都没有告诉他。但是据1909年8月牛尚周写给玛丽·卡波特小姐的信中所述，倪锡纯这时已经知道了他母亲去世的消息，因此才到霍布鲁卡太太家去度假，以缓解情绪。

　　我祖母牛惠珠回国后长期患有胃病。1936年9月6日，她在一次意外的医疗事故中突然去世了。当时我的父亲和大伯父都未成年，母亲的突然去世使他们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袭击这个家族的不幸接踵而至，在祖母牛惠珠去世之后的15个月中，她的两位哥哥牛惠霖和牛惠生，都因积劳成疾相继去世了！作为他们的母亲、七十多岁的倪桂金来说，遭遇“晚年丧子”这样的残酷打击，其悲伤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但这位坚强的老人并没有因此倒下，反而担当起了一群孤儿寡母和第三代子孙的保护者的角色。在国破家亡、经济来源断绝的重重灾难面前，她顽强地支撑着，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支撑着她活下去的是她终生不渝的基督教信仰。“上帝让我的儿女回归天国、安息在主的怀里，因为他们在世上活得太辛苦了！”这是她对我的妈妈、当时还是爸爸的女朋友说过的话。

　　当时，曾外祖母倪桂金住在陕西南路的一座红砖外墙的公寓大楼里，跟寡居的小妹倪秀珍（温秉忠夫人）合住一套公寓，两人住对面房，中间是合用的客厅。温家婆婆的女儿温金美和女婿唐星海（炳源）当时也住在上海，他们家有很大的房子，所以温家婆婆常常会住到女儿家。1943年冬天，我妈妈跟爸爸开始交朋友之后，他们经常会去看望老外婆。我母亲常与她坐在一起结绒线衫，讲讲闲话儿。使她们祖孙俩投缘的原因也很有趣：老外婆早年曾经是裨文女校的学生，后来她和二妹倪珪珍（即宋家三姐妹的母亲）都在这个学校里面当过老师，她是专门教家政缝纫课的，倪珪珍是教中文课和钢琴课的。祖母牛惠珠在出国留学之前，也曾经是裨文女校的学生。而我妈妈则是这所学校后来的学生，她在学校运动会上屡次进入中长跑比赛的前几名。我妈妈的英文名字Hilda就是当时学校里的一位修女给她起的。老外婆还记得这位修女，说当年她教家政缝纫课的时候，这位修女还是个年轻小姑娘哪！后来日本人打进了租界，那位修女也被抓到集中营去了。她们祖孙俩虽然隔了两代人，却是这所基督教女校的前后校友，所以会聊出很多老故事。

　　曾外祖母跟我妈妈讲起过，她年轻时眼睛好的时候，最拿手的是手工绣花，做出的绣花鞋也相当漂亮（根据川沙县文史资料记载，倪润山在投身教会工作之前，他家曾经在上海开过做鞋的店铺，曾外祖母的手艺很可能是家传的）。她还告诉过我妈妈：早年为了供养四个孩子出国留学，家里开销很大，老外公牛尚周在政府开的江南造船厂里工作，但是收入并不是很多，而她自己在学校当教员收入也很有限，于是她就在空余时间绣花和做新娘子结婚穿的绣花鞋来补贴家用，直到后来孩子们学成回国才不做了。她说这话的时候还让我妈妈看她的手，右手的手掌边有很厚的老茧。她说，从前做布鞋的鞋底是用碎布头一层层叠起来，用麻绳一针一针密密麻麻纳出来的，每一针都要拉得很紧很紧，做出的鞋才耐穿。手掌边的老茧就是这样被磨出来的！

　　曾外祖母倪桂金在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12月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岁。当时她唯一的小女儿牛惠珍在美国不能赶回来，只有过养默、夏晋麟两位女婿和大儿媳刘义基为她安排后事。她的二儿媳徐亦蓁这时正在联合国妇女委员会做筹建工作，也未能赶回来。她的几个能干的外甥女——宋氏姐妹和弟兄们已经从重庆回到了上海，给她送葬的时候每个人都送了硕大的花圈，包括外甥女婿蒋介石、孔祥熙等人。我妈妈记得当时送来的花圈多得堆放在殡仪馆门口的大街上，上海的几家报纸也对她的葬礼作了报道，但这些身后的荣耀对她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终其一生，曾外祖母从未求助过她那些显赫的亲戚后辈，无论是子孙满堂的中年，还是孤独清贫的晚年。她和曾外祖父牛尚周合葬在虹桥路万国公墓。

　　我祖母牛惠珠和她两个哥哥先后离世的时候，我的伯父和父亲还未成年。在后来的抗战烽火中，他们与祖母原先寄养的霍布鲁克家庭的联系就中断了。而远在大洋彼岸的那座“夏屋”里，却至今还保存着他们当年在那里生活的青春足迹。

　　转眼一百多年过去了，我已是牛尚周家族的第四代。想不到威力无穷的互联网，使我与远在天边的霍布鲁克家族的第四代又走到了一起。这两个家族的故事无论传到哪里，都会引发人们由衷的赞叹——这是一曲大爱无疆的颂歌，也是一座见证中美两国民间友谊的丰碑。

　　（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3期、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