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记得过去中国大中城市居民的洗澡问题真正解决应该在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1988年，红极一时的侯德健、程琳这对音乐歌唱恋人开车到我北京东便门的家祝乔迁之喜（当时第一次分得一套住房）。我陪他俩参观视察一番新居后，他们对我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万老兄还未解决车子和可以洗澡的问题呀！我们小弟妹应当帮助您解决呀！”

　　难道说以前我们都不洗澡吗？洗是洗，但都是在自己所在部队、机关、学校的公共澡堂集体解决。城市居民到了冬季一般都是一周一次到公共澡堂洗浴。在我记忆里，我父母这样的高干家庭小四合院里，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也只是一周（大都是星期六）烧锅炉的师傅或阿姨来生火烧一次热水，父母还有奶奶一家十余口人轮流在两个澡盆里洗一次。直到改革开放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1990年以后各种各样的洗澡加热设备不断革新完善，随时开关一拧，源源不断的冷热水喜淋全身，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精神爽快。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到农业第一线当知青，度过了和农工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十个春秋岁月。我深知农人的洗澡状况：农场农工（河南西华县国营黄泛区农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家庭都在农村，老家大多在离农场不远的郭庄、西夏集、尹坡等附近。我不时踏足探访。他们不知该如何谈洗澡事宜：也许是夏天跑到有限的一条小河里扑腾一阵，权当洗过澡了；隆寒腊月天，就难以启齿而支吾过去了。

　　农场职工在夏天烈日下，一天几身大汗，我们知青和老农工一样，时常不穿啥上衣，干脆身披一张小白单子（多是日本进口的尼龙尿素氮肥口袋拆开即用），又轻又薄又结实，吃顿饭的工夫即可快干了事。收工后就在井旁打上一桶水，穿着自制的大裤头，从头淋下，就算一场不错的淋浴了。到了冬天，距离我们园艺场三里路的农场总部，才有一个月烧一次热水的大澡堂（屋里砌了一个水泥池子而已），当时够得上是特殊待遇了。到了我们附近知青的洗澡日，可以请假去从头到脚好好干净一次。我记得老农工们还不好意思或忙于农活，而不愿去洗呢。

　　1963年隆冬，一个朔风紧吹的周六下午四时许，我请了两小时假，兴高采烈，用网兜提着脸盆、肥皂、毛巾和干净内衣，奔向澡堂。我特别拐了一个弯。今年春暖花开时，下放到此“劳动改造”的郭沫若儿子郭世英被分配到第一分场农田队劳动，澡堂离他生产队不过几百米。他当时正在队里大仓库里选棉籽。只见世英一身蓝色大棉衣棉裤，头戴没系护耳的大棉帽，嘴里含着自己卷的“黄金叶”纸烟，正和大田的农工们吞云吐雾。不到一年，他的京腔京调就变成了一口地道的河南话，和大家不时开着玩笑。他的生产队胡队长也是个劳模，我们都挺熟，他看着我手中的提兜，就知来意，再三催郭世英：“小郭今年还没去过咱澡堂子呢，和小万一起去洗个澡吧！”

　　澡堂不大，总共也不过二十多平方米。没有任何设备，几条自制大条椅，我们退去厚厚的棉装顺手放在长椅上。我端着脸盆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只见一盏不过十五瓦的灯泡下热气腾腾，水气把灯光遮住了，看不清有多少光溜溜黑乎乎的强壮农工们的胴体。我熟悉环境，端起脸盆直奔一个小小的流水口，接满，先洗洗一个多月都没好好洗过的脏兮兮的头发吧！洗完再打一盆清水给第一次来的郭大哥。谁知郭大哥眼睁睁看着放在池沿上，他干净的丝光毛巾（当时刚上市不久的高级毛巾，是他母亲、书法家于立群特意准备的专用洗澡毛巾），正被一个健硕黝黑、中等个子的农村小伙肆无忌惮涂上世英的“力士牌”茉莉香皂，闭眼涂抹着头发和全身，霎时满身白沫散发着袭人的香气。小伙也许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这样高级的毛巾和香皂，看样子真够舒坦痛快！当时来洗澡的农工大多没带什么毛巾香皂，只“扑通”入池洗刷一番，把小背心小裤衩也洗一下，出来擦干身子就走。小郭来改造处处小心谨慎，时时高看贫下中农，半天小声说出一句很礼貌的话：“您没带毛巾吗？”小伙用澡水洗了一把脸才睁开眼，不好意思咧开大嘴：“噢，是你的毛巾香皂呀，俺对不起啦——”

　　洗澡看起来是小事，但十分有知识和才干的郭世英那拼命改造自己的形象，我永生难忘。

　　1965年秋，好不容易，总理和郭老、世英见面后，他返回京重新转学入北京农业大学习（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翌年“文革”爆发不久就被轮番残酷批斗、百般侮辱，1968年4月从学校四楼坠下，霎时肝脑涂地，也只能让郭老全家极为悲愤怒问苍天而已！

　　世英的非正常死亡，使所有的“文革”过来人都终身难以忘怀。我曾写过一篇纪念文章《你，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来怀念他，首发在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男子汉》创刊号杂志上。此文发表后，十多个海内外媒体纷纷摘引转发。

　　现在我们都能随心所欲洗澡泡澡，过着舒服的小康生活，而以上往事也并不都如烟而逝啊！